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积极求新学

　　 徐特立生于１８７７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１８８６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９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１６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１８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１９０５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２８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３０００名考生中名列第１９名。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２０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断指写血书

　　 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请愿“速开国会”，这多少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点“民主政治”的曙光。徐特立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８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演讲时，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送捧呈员行”。群情为之激愤。

　　 虽然徐特立这一寄希望于宪政的主张，在后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然而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二是进一步加速了请愿活动的进行。据张謇记载，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１６省咨议局各推代表会于上海，协商请愿速开国会之事，“湖南罗君、刘君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之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益思亟行”。三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不久到来的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徐特立不失为当时中国的一名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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