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９日电(新华社记者廖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沧桑巨变，中国文化遗产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们牢牢把握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科学设计、合理谋划事业发展。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展现出了新的气象。”在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介绍３０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图景。
文化遗产事业与国家改革进程同步
单霁翔说，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推进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进程。１９８２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宣告：“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界定。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及《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法规条例的出台和实施，使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单霁翔表示，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采取的这些重大举措，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抢救、摸底、考古、追索、维修全面展开
单霁翔介绍，这些年来，三峡工程、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国家大型工程的文化遗产考古、保护工作圆满完成，南水北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顺利，“成为现代文明工程的重要标志。”
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保护领域不断拓展，将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以及二十世纪遗产等类型文化遗产纳入国家保护视野。“全长１７９４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整体列入保护项目，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在观念、技术手段、资金条件和管理体制上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２００７年４月，国务院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次由国家组织、范围最广的文物大调查、大清理对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确保我国文化遗产安全意义重大。
去年１２月，我国进行的“南海１号”水下打捞，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对满载瓷器的大型古代沉船实施整体打捞，标志着我国漫长的海岸线、内河航道里程及２万多个天然湖泊所留存的大量水下文化遗产，将成为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近年来，依据相关法律，通过国际合作，我国先后从英国、美国、日本、丹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功追索被盗掘走私出境的大量珍贵文物。与此同时，我们加紧修复有关重要文物，投入巨资维修西藏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等代表性文物建筑。今后几年，国家将拨专款５．７亿元，开展西藏９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故宫午门、山西应县木塔、云冈石窟等工程的修复保护工程有的正加紧实施，有的正进行方案设计。
文化遗产事业日益走向世界
“对外开放，为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空间，推动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与国际接轨。”单霁翔表示。
１９８５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通过加快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三。近年，中国世界遗产申报捷报频传，三江并流、高句丽遗址、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等项目相继申报成功，表明我国文化遗产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同。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对外合作与交流逐步呈现全方位发展的势头。”单霁翔介绍，中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与印度、韩国、阿富汗、柬埔寨、意大利和越南等国签署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意大利、秘鲁、印度、菲律宾等国签署政府间《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政府间双边协定》。
对外文化遗产保护援助项目取得成果。我国文物工作者走出国门，开展了援助柬埔寨吴哥窟保护维修、蒙古国博格达汗宫保护维修，与肯尼亚合作考古研究等项目，获得这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
我国与国际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２００４年，第２８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举行，发表了倡导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的《苏州宣言》。我国还成功承办第１５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会议、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等重要国际会议，并成功获得２０１０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２２届大会的主办权。
单霁翔特别指出，近年来，中国文物出境展览成为亮点。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走向盛唐”大型国宝珍品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引起巨大反响。在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国家年等重大外事活动中，中国文物展览作为“外交使者”、“国家名片”，使各国人民深切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进程对全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真切感受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昌盛与和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