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市一中高考考点无线电舞弊事件上周刚曝光，近日媒体又披露，今年高考期间，山东阳谷县10余名“枪手”赴甘肃省天水市部分考点替考，有关责任人已初步受到查处。

　　 从2000年湖南嘉禾一中高考考点舞弊案、广东电白县高考考场BP机联手舞弊案，到2005年安徽省砀山高考集体手机舞弊案，再到今年的湖南耒阳高考舞弊事件和山东“枪手”赴甘肃替考事件，在一些地方，高考舞弊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从有关专家和媒体评论提出的意见看，治理高考舞弊无外乎三种手段：一是加强技术防范，二是严格组织监考，三是对作弊者予以严惩，必要时可以修改相关法律，以加大对作弊行为的惩处力度。但是，很少有人从道德建设的层面探寻考试舞弊的治理之道。人们普遍认为，反舞弊犹如反腐败，制度建设永远比道德建设更重要。

　　 制度建设当然重要，然而它“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才有规则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才能认同并遵守制度；“小人”则会致力于钻制度的漏洞，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严密和完善到绝无一个漏洞的地步。

　　 笔者有个朋友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去年赴美国一所大学进修，发现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太“荒唐”。比如说，某系有两个班，上午一班考试，下午二班考试，考题完全相同，但校方从不担心二班学生去找一班学生打听题目，或者一班学生主动给二班学生泄露题目。事实上，这两个班的学生也的确不会干这等舞弊之事。

　　 为什么？除了摄于“严刑峻法”，学生一旦有舞弊行为，将在信用档案上留下永远的污点。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学生对考试舞弊怀有强烈的耻辱感，觉得为了考个好分数而作弊，是奇耻大辱。这种耻感既来自制度的宣示作用、“严刑峻法”产生的威慑力，也来自长期道德建设从外界对个人内心形成的约束，甚至来自个人的信仰，使他们对“制度漏洞”视而不见。

　　 不独考试制度，在一些道德建设卓有成效的国家，人们普遍没有“钻漏洞”的意识，更以“钻漏洞”为耻、为不屑，所以“钻漏洞”的现象十分少见。

　　 相比之下，今天我们治理考试舞弊，制度建设和严加惩处自然必不可少，但也要避免走入“制度万能”的误区，而同样需要强化道德建设包括“耻感教育”，特别要改革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代之以新鲜的内容。 □李瑞(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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