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与幼童

　　 1872 年起，清朝政府先后遣送 120名幼童赴美留学，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派遣留学之先河。这是曾为幼童出洋留学做出过不懈努力的容闳与长大后幼童的合影。左起： 1 吴其藻、 2 杨昌龄、 3 容闳、 4吴仰曾。

　　 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合影

　　 1909年，中国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派遣学生留学美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图为 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与留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前中）、会办唐国安（前右）和范源濂（前左）的合影。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启动了新时期的留学大潮。如果从中国留学史的角度去观察，近30年的“留学热”，史无前例，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我国比较正规意义上的留学教育仅有一个半世纪多一点儿的历史，却涌现了三次颇有影响的留学大潮。第一次留学潮出现于20世纪初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人才和思想舆论的保证，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旗帜首次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第二次留学潮涌现在五四运动之后，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民族觉醒推动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共产党的创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接踵而来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第三次留学潮则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是改革开放即中华民族第三次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为中国人真正走向世界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和思想的保证，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之所以大踏步迈进，留学生是重要支柱之一。

　　 三次留学潮伴随着三次民族觉醒和三次大的社会变革，也涌现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历史伟人。其中孙中山、邓小平本身就是留学生，毛泽东虽然阴错阳差没有到国外留学，但他是五四时期留法勤工俭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一向对留学生抱以厚望和特殊的尊重。

　　 三次留学潮几乎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相始终，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如果将三次留学潮加以比较，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第三次留学潮规模空前，影响巨大，远非前两次留学潮所能比，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一次留学潮

　　 寻良方 救国民

　　 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是容闳博士。1847年，19岁的容闳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纽约，前往耶鲁大学留学。1854年毕业后，为了说服清政府向美国派留学生，容闳放弃在美国可以从事的优越工作，返回中国。经过18年的辛苦奔波，才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领120名10岁到15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如果每年都向国外派遣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坚持100年，则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就可以解决，古老的旧中国就可以慢慢变为美国那样强盛的新中国。然而，当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的时候，清政府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不但容闳百年派遣留学生的远大理想化作泡影，连最初确定的幼童留美15年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些幼童归国后几乎被看作“政治犯”，不予重用。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后来的辉煌成果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

　　 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清政府在派留美幼童的同时，还往欧洲派遣了80多名留学生，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广大民众乃至知识界，留学生也不被看重。留美幼童在招生时就曾遇到极大的困难，人们宁愿让孩子读八股、考科举，也拒绝送子女到美国读书。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做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但仍被社会尤其是官僚文人所轻视，不得已四次去考科举，但皆名落孙山，直到1910年，严复已经56岁了，清政府才大发慈悲，“奖励”了他一个“进士出身”，让人啼笑皆非。这种社会氛围使19世纪70年代开启的派遣留学生的大门一度关闭了近20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日本居然割去了中国的宝岛台湾，还得到两亿两白银的赔款。真可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诚如梁启超所形象指出的那样：沉睡了上千年的中国这头睡狮终于在甲午战争之后猛醒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热烈场面。甚至出现了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情景。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千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两万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一条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通道。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世界的联系。而“留日热”的最显著的政治功效就是为孙中山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伟大业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抹上了亮丽的一笔。

　　 第二次留学潮

　　 变观念 求新知

　　 第二次留学潮和第一次留学潮间隔仅十年左右，就在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这次留学潮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当然留英、留德、留日等也有较大的发展。从总体上观察，这期间的北洋政府对出国留学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这给企图留洋的青年以一定的自由度；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迫使许多有头脑的学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自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高扬了科学、民主的大旗，给传统思想以巨大的冲击，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是多数年轻留学者的追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竞争意识大大增强，这也促使一部分青年去经风雨，观“洋潮”；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浪潮的重新突起，为献身革命而出国探求新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股热潮。这些因素的交织回应，为第二次留学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促使留美、留法、留苏不断升温。

　　 五四时期的留学潮持续时间长，平衡而有序。1908年美国决定退回部分“庚款”以资助中国派留学生后，1911年即设立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于是以庚款留学生为中坚，加上众多的自费留美生和各个部、企业、学校等派出的留美青年，使美国各大学“布满了中国留学生”。1925年，美国的外来留学生约7500多人，中国留学生则多达2500多人，占三分之一。这些中国留学生素质高、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自治能力强，成立有各种社团，举办许多颇有意义的活动，现存的《留美学生年报》、《留美生月报》及《科学》等杂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留美青年高昂的学习情趣和美好的追求。他们是用科学精神浇铸的一代让中华民族骄傲的有为青年。

　　 如果说留美生的追逐目标主要是科学文化，那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则侧重于政治方面了。五四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兴起，一是在工读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许多青年试图寻求一种“劳工神圣”式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蓝图，而勤工俭学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好尝试；二是许多青年认为法兰西是自由民主的发祥地，梦想到法兰西去具体地体验一下；三是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如蔡元培、李石曾的全力推进。至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已达1600多人，他们一边做工，一面上学，辛苦异常。这批人在学业上进展大的不多，多数念中学或职业学校。但他们切实地体验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对资本主义制度恨之甚深，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倍感亲切，并认真研究，落实于行动。留学期间，他们就组织革命活动，向国内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间，不仅涌现了许多有为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家，社会主义能植根中国，其功甚伟。

　　 “留苏热”的出现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推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效法苏俄，急切派革命青年赴俄学习；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成功，孙中山“以俄为师”口号的提出，又将派青年去苏联学习视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主要途径。为此，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专门创立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大批接收中国留学生。1926年前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名。他们基本是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旨在为中国培养革命栋才。这批人也确实对中国革命有深远的影响，最著名的如刘少奇和蒋经国等。

　　 第三次留学潮

　　 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

　　 1978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第三次留学潮的序幕。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邓小平的指示吹响了青年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经过近30年的曲折发展，中国有80多万人到国外留学，遍布103个国家和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连接世界的生机勃勃的方面军。如果从中国留学史的视角去观察，这次留学潮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两次留学热潮，而且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其一、拓宽留学渠道，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展留学教育，最重要的是财力支持和人力保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利用各种财源筹集留学经费，同时制定多种政策法规，激发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为留学教育的持续高涨打下良好的根基。在国家公派留学生为主导的前提下，各部、各省、各个基金会、民间社团、大专院校以及国外的留学基金等都加以利用，采取一切办法，广派留学生。尤其是1980年之后，容许自费出国留学，大大激发了全社会支持留学教育的积极性，使留学由单纯的教育行为转化成一种社会行为。

　　 随着1990年前后自费留学教育的不断成熟和规范，自费留学大军直线上升，成为近30年留学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家长节衣缩食、东借西凑，千方百计送子女出国留学。这在客观上弥补了国家扩大留学教育经费的不足。

　　 其二、留学牵动千家万户，国人的留学意识空前提高。在改革开放之前，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出国留学是不可思议和十分遥远的事情，更谈不上对国家留学政策的关心。但近30年，谈论留学，想办法让子女到国外留学，则变为街谈巷议，成为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国人渴望走向世界和留学意识高涨的显著标志。

　　 从考托福（TOEFL）和“GRE”那长长的队伍里可以感受到出国留学的火热。自从美国1981年在中国举办托福考试，参考的人数直线上升。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考试为285人，1985年即上升为8000人，1986年达18000人。1989年全国的考生有4万多人。到了90年代，为了报名，常常要通宵排队，但仍有未如愿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绩则越考越高，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补习班则越办越火。日益高涨的出国留学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三、全方位的社会影响。近30年的留学潮由于时间长，人数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重大又持久。众多的留学生走向世界，无形中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而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自然将世界文化介绍到国内，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和准确。

　　 留学生真正成了中国和世界联结的纽带。大批留学生的学成回国，迅速成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散发出勃勃生机。活跃在各地的留学生创业园，集先进的技术、管理、资金、产品、物流于一体，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建设。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园区，归国留学生是核心。各大专院校的归国留学生，则是难得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一些新兴学科和先进的实验室，多数由留学生主持，而长江学者和特聘教授当中，归国留学生占八九成。科技战线归国留学生几乎起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波及到教育、科技、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金融、通讯、交通、社会等许多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和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