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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后，救灾队伍中，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志愿者。他们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在政府力量暂时无法触及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个靠爱心来凝聚的团队，难免会有找不到组织的感觉。

　　 怎样让志愿者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有序提供援助？怎样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鸿昊又哭了，她已不记得这是来灾区后第几次抹眼泪。

　　 5月28日晚上，她手下三名志愿者送物资到马尔康，和当地发生了摩擦，还差点打起来。

　　 刘鸿昊是成都火车货运中心志愿者们的头儿，35岁的她管理的志愿者最多时有上千人，平常也有上百人。之前还遭到志愿者指责，说她不给安排食宿。

　　 “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管理办法，只能靠爱心来凝聚大家。”刘鸿昊说，在这里的志愿者，什么样的都有。他们身上的经历，是这次来灾区上百万名志愿者的缩影。

　　 刘鸿昊

　　 工作：在成都火车货运中心负责收货、清点、发送救灾物资

　　 为挽留同伴别盲目去一线，把嗓子喊哑

　　 一地凌乱的手机充电器、扩音喇叭、提货单……5月28日，刘鸿昊的办公地点，人声鼎沸。矮小、瘦弱的刘鸿昊需坐直了腰，才能趴在桌子上。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她的脸色显得苍白。

　　 这段时间，她和几十名志愿者挤在货运中心办公桌上睡觉。如果没有当地的志愿者提供食物，他们就在铁路线上捡掉下来的水和方便面。

　　 刘鸿昊和许多志愿者一样，看到电视里的新闻，就想来灾区做点事。她之前在兰州是一家旅行社的部门负责人，从事过15年的旅游工作。而今在灾区已待了一个多月，家里的工作基本放弃。

　　 5月16日晚上8点，刚到四川红十字会的刘鸿昊幸运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到成都双流机场空港中心，帮助收发物资。

　　 “很多志愿者到灾区，像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一样，想找一个活很难。”随后几天，她就在机场搭一个小帐篷开始了志愿者生涯。

　　 由于协调能力强，5月21日凌晨，刘鸿昊被四川红十字会派到成都火车东站，她又带过去十几名志愿者，分发那里的物资。各地来的救灾物资堆积在火车东站，令只有17人的四川红十字会头疼。

　　 志愿者们听说这里有活干，一下子来了1200多人，近20条铁路线的货场里，到处挤满了人。火车东站向红十字会提意见，最后留下200多人做事。

　　 各地来的救灾物资堆积如山，需要马上收货、清点、发送。刘鸿昊到达货运中心，把以前积压的62车皮物资全部发送出去。不知不觉中，她成了这帮志愿者的“头儿”，大家自觉接受她的领导。

　　 没有正规组织的领导，刘鸿昊要管理志愿者，除了以身作则，剩下的只能靠说服。她告诉同伴，来到灾区，搬运物资是最实在的事，比去灾区一线添麻烦强。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来了，起码要看看灾区什么样。于是，一些志愿者干着干着就“失踪”了。为了留住他们，刘鸿昊的嗓子天天都是哑的。

　　 留下的志愿者，没有人负责他们的生活，大家的钱也是公用的。没有饭吃的时候，有志愿者会到门口的“扁担”那里，买四大桶凉面分给大家。没有衣服换洗，来自成都的大学生，就把他们的衣服带到学校清洗，并带回学生们不穿的军训服。

　　 很多人去一线把身上的钱捐光了，回家的路费也都是其他队员赞助。刘鸿昊记得，光她掏出来给队员买车票的钱就有2000多元。

　　 5月26日，安县一灾民安置点，一群志愿者在为灾民做晚饭。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宇

　　 工作：押运救灾物资到灾区

　　 押车的志愿者临走前，都要写下遗书

　　 王宇带领的50人团队，是从一线下来的。

　　 王宇长得酷似《士兵突击》里的高连长，来自中国石油局重庆分公司。作为大家公选的队长，他负责整个团队的安全和保证有活干。

　　 50人当中，有警察、学生、退伍军人、公务员等，组成两个小分队。王宇说，他们两队各自都背着食品等物资，在5月20日分别前往什邡、绵竹，然后再会合到绵竹红白镇。一路上，他们不光是把物资发完，还分别捐出了各自带的现金。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姐，捐了3万元。不过，这还是不能全部照顾到，令其他灾民有些不满。

　　 到了红白镇后，绵竹市政府开始劝离志愿者。为了能够找到活干，王宇派一个志愿者值守在物资捐赠点，一有物资车来，就用手机通知他们。

　　 其他队员分成5人一小组，到各个村庄查看灾情，然后找红十字会，请求领物资去发放。“跟绵竹红会申请了4次，没有得到物资。”另一个小队的队长刘洋说，他们无奈之下自己去巡山，发现那里有地质隐患就向镇政府汇报。

　　 “什么要求也不提，什么怨言也不讲”，这是这个50人团队的口号。王宇说，尽管在灾区，有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们觉得充实。

　　 随后，他们觉得在灾区难以施展，就撤离到四川红十字会，开始到刘鸿昊那里押运物资。

　　 押运物资的路途中，很多地方都在滑坡，是生命线，也是死亡之路。刘鸿昊要求押车的志愿者临走前，都写下三句话的遗书，并留下亲属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以及身份证号。

　　 记者在留存的遗书中看到了这三句话，“我自愿来当志愿者；所有的安全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这车货比我们生命更重要，一定安全送到”。

　　 5月21日，四川绵阳九洲体育馆，一位女志愿者正在开导一位地震中受伤的小女孩。本报记者 浦峰 摄

　　 韩博

　　 工作：和同伴到灾区找活干

　　 这边找活干，那边活多找人干

　　 一线的情况，没有志愿者想像的那么简单。很多志愿者因为在登记点找不到工作，只得“自谋职业”。

　　 退伍老兵韩博等人，就是这样一群人。

　　 5月22日，韩博带了10层的口罩，上面还抹了清凉油，可是还没走进鸡场，就差点被臭气熏晕。他和另外30多人，一起清理四川绵竹的一个鸡场。

　　 在此之前，他们也是在四川红十字会搬运物资，“那里人很多，我们想去重灾区，但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重灾区志愿者够多了，不需要你们去……”

　　 收拾鸡舍是他们独自来到绵竹后，干的第一份志愿工作，虽然比搬运物资要脏臭得多，却来之不易。刚到绵竹，他们在志愿者登记点登记。但是等了半天，没有接到任务。

　　 “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退伍老兵。”韩博说，他们通过战友的关系，找到了当地的队伍。战友告诉他们哪里要收麦子，哪里要清鸡场，然后他们就直接去，“志愿者站点不知道这些信息”。

　　 其实，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志愿者都“等不到工作”。5月30日之前，什邡市团委办公室主任任小平，就在寻找大规模的志愿者。

　　 什邡市是全国著名的黄背木耳产区，地震之后，木耳架子都落在地上，“上亿袋的木耳等待整理，不然都会烂在地里。”任小平说，每天需要4000多人，可是什邡这里每天只能召集1000多名志愿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志愿者说，因为沟通不畅，有些志愿者有点无所适从，需求信息不能很好地到达双方。

　　 5月21日，成都华西医院，志愿者帮助医生转运伤员。本报记者 韩萌 摄

　　 霍磊

　　 工作：参与民间NGO组织

　　 行动前分析形势，然后再出击

　　 成都阳光成长志愿联盟是一个民间NGO组织，地震后他们没有去灾区，而是统一有人组织，甘愿到货运站点帮忙。

　　 去年年末成立的这个联盟，最开始是在社区里做志愿者。地震后，他们通过QQ联系了数十人。后来，在成都市科伦医贸市场做装卸工作时，又联络了数百人。

　　 6月18日，该组织的主要联系人霍磊说，他们的行动并不盲目，之所以不去灾区，是因为到灾区一不能保护自己，二没有救灾的专业知识和物资支持，到了那里也起不到作用，还不如在成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NGO团队，下设文化、儿童、心理、联络等小组。行动前由智囊团分析形势，然后再主动出击，找活干。他们最初也是到成都市团委登记，但发现前面还排着几十万人，要等到工作，“就像中彩票一样”。

　　 霍磊是成都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他说，也不是没有想过去灾区做心理辅导，但是心理辅导是个长期的工作，不是蜻蜓点水那样就能排解别人的心理障碍。

　　 对于灾区里的志愿者，霍磊也有几个评价，“他们很悲壮，精神可嘉，但很盲目”。他认为这次到灾区凡是能发挥作用的，都是有组织、有专业训练的队伍。

　　 “真正值得赞扬的，就是在后方抬物资的人。”5月12日就开始往灾区送物资的志愿者舒自远说，他在灾区就指责过很多“添乱”的人。

　　 5月24日，舒自远押运物资到青川县，有两名志愿者过来，向他们要物资，要吃的。这两个人也带着食品，还喝着啤酒。舒自远告诉他们，这些物资是红十字会统一送到灾区的，如果志愿者都自己领取发放，很容易造成分配不公。

　　 “别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要是来帮忙的，就跟着我抬货……”他的一番严厉指责，说哭了其中的一个人。

　　 王宇他们在灾区，也因为看不惯一些志愿者的行为而发生争吵。他说，那些人名义上是送物资来灾区，但是到那里什么都不干，站着四处拍照，然后说几句“啊，好惨啊”。成都火车东站的志愿者们，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灾区一日游”。

　　 马姐

　　 工作：拉物资去灾区

　　 私领帐篷，被“开除”出队伍

　　 成都天指道国际休闲宾馆，连续20天给四川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免费提供住宿。

　　 5月26日，刘鸿昊也住到了这里，洗上了来四川后的第一次澡。为此她又哭了，事前没有人通知她，可以住在这里。

　　 6月13日晚10时，45岁的马姐在宾馆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临走前的她，在房间里呆坐着，诉说了自己来灾区的感受，觉得没有帮上多大忙，心里内疚。

　　 马姐是和刘鸿昊同一天到达成都的。她原本是银川一家公司的股东，想来灾区领养一名孤儿。但是来了后，严重的灾情令她马上“崩溃”。

　　 开始几天，她和北京的十几名志愿者一起，到灾区帮助物资接受点卸物资。后来，她回到红十字会，帮助做宣传接待工作。

　　 “没有几天，我就坐不住了，只想到一线去。”5月26日开始，马姐跟另外两支志愿者队伍，分别在都江堰和安县建了两所帐篷小学，后来又四处募集来桌椅和课本。

　　 但是她用红会的名义到救助点私领帐篷，让她彻底脱离了刘鸿昊的队伍。

　　 “那样的帐篷，伸开有30多平方米，她私自领出来，非常危险，被人曝光怎么办？”刘鸿昊说，马姐是他们“开除”的志愿者。

　　 马姐对此非常委屈。她说那几顶帐篷都是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自己没有过错。

　　 6月1日，马姐又跟4名志愿者拉了物资去茂县。走之前她写了封遗书，托志愿者带给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到了茂县，下起了大雨，他们裹着羽绒服，全身被漏雨的帐篷淋湿。

　　 马姐觉得，“那个时候才知道，人的坚强其实是有限度的，当时坐在帐篷里特别想家。”

　　 马姐说，不知道灾民们以后怎么样，“就算帮不上忙，陪着灾民们坐着，就是一种安慰。”

　　 “我真的不想走，回去了以后再来。”这两句话，马姐在6月13日那天晚上说了很多遍。

　　 来自襄樊的志愿者刘峰也是这个心理，回到家中仍无法摆脱悲伤的情绪，他在博客中写道，回家的几天，自己一直陷入伤痛之中。

　　 而从医的霍磊分析，面对灾难，许多缺乏组织的志愿者因为无能为力而内疚、自责，对自己的价值定位也发生了偏移。

　　 在刘鸿昊的团队中，那些留过遗书的押运救灾物资的志愿者回来说，在去青川的路上，每天有四五个学生，举着“谢谢支援我们的叔叔阿姨”标牌，一看到救灾的车辆过来，就使劲蹦蹦跳跳，晃动牌子。

　　 志愿者舒自远说，谁看到那个场景，什么心思都不再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