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场加息预期再起，但冷静综合分析后我们认为，当前并非做出加息决定的妥当时期。虽然宏观政策在坚决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取向已更加明确，但在措辞上将会逐步淡化“从紧货币政策”和“防过热”之类的提法，转而增加对“保发展”的强调。

　　 各方“从紧”感受明显，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

　　 25日，央行网站同时公布了对储户、银行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各方对从紧货币政策感受明显，调控效果进一步显现；居民投资行为趋于保守，避险取向明显。

　　 在企业方面，企业家感受到的银行贷款掌握“偏严”比例达到近三年来最高点，认为借款利率“偏高”的占比也达到了36%，为11年来最高水平。小型企业盈利能力也自2007年以来首次不景气区间。在银行方面，高达66.1%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过紧”或“偏紧”，达到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时，银行家普遍感受到信贷窗口指导的约束力。

　　 在笔者看来，高通胀背景下的收入增加信心不足，显示出我国当前可能正处于“类滞胀”(当前供给显然没有大幅减少，却预期高通胀、增速下降可能并存，严谨起见，谓之“类滞胀”)的关头，居民对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类滞胀”考验政策智慧

　　 一方面通胀高位运行，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减速，居民预期趋于保守。是立即继续加大紧缩力度乃至加息强力狙击国内通胀惯性，还是维持紧缩力度静待通胀逐步回落？这对宏观决策智慧是一个重大考验。

　　 笔者认为，在“类滞胀”背景下，需要辩证汲取“沃尔克智慧”。随着高通胀年代“昔日重来”，决策者们似乎愈加推崇上世纪80年代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不惜利率大幅骤升、猛抽流动性、铁腕治理通胀的果敢决策，学界也因此给予了沃尔克在位时未能取得的崇高赞誉。然而，与作为货币领袖国的美联储可以仅根据国内形势自行其是不同，我国货币政策必须始终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如果在全球通胀大背景未能明显改观的情况下，贸然效法沃尔克，则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风险大增。

　　 简而言之，全球通胀需要全球行动，单个非货币领袖国政策力度应与货币领袖国保持平行，超过其强度之上的政策力度，将加大自身的经济风险。

　　 当前还不是加息适宜时机

　　 当前市场加息预期再起，主要理由是周小川行长可能出台“更有力”政策的表态。

　　 应该说当前似乎也有一些可勉强支持加息的因素：第一，联储暂停加息，至少不会使美中倒挂的利差继续拉大，从而减弱了宏观当局的对加息副作用的过分担忧。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成员在观望一段时间后，迫于国内通胀压力的持续上升，进入6月份后再度转而继续加息。单纯从从众心理上来说，似乎为央行未来加息提供了可能。第三，高层在抑制通胀问题上态度愈加明确。

　　 但是，当前加息可能面临极高的风险。首先，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较为严峻。浙江丽水房地产崩盘，深圳房价绝对水平出现约30%左右的下降。即使是居民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利率上调，也将真实地加大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进一步削弱居民购房意愿。如果这种情况在全国逐步蔓延开来，可能诱发宏观金融风险。

　　 其次，当前面临极大的热钱流入压力。马上加息无异将使热钱流入压力进一步加大，从而加大了未来一旦流向发生反转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因此，只要年内剩余时间不再进行油、电价格调整，加息就仅仅只会在外汇出现大规模外流苗头时可能出现。

　　 第三，我国与“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他们国内物价水平仍处在急剧上升的通道中，而我国CPI已开始掉头向下，而作为物价变化先导信号的CGPI在5月份也开始全面回落。虽然成品油、电力价格调整将会改变回落的具体路径和最终读数水平，但除非未来进一步调整，否则，预计全年走势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变化。

　　 第四，应正确汲取越南金融动荡教训。越南的金融动荡并非起于较高的通胀读数本身，而是宏观当局不稳健的政策反映导致了投资者信心丧失。因此，我们始终要保持政策的理性操作态势，避免突然的政策“换挡”造成对市场信心的过大冲击。

　　 总体来看，第三季度可能会是各方就中国经济是否已出现严重下滑风险进行识别的关键时期。虽然坚决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取向更加明确，但出于策略性考虑，宏观当局政策措施在措辞上将逐步淡化“从紧货币政策”和“防过热”之类的提法，转而增加对“保发展”的强调。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领导会议提出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为我们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各级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明确显示了这种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