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东莞市财政拟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贴”。虽然有人质疑此举对于同样对东莞做出贡献的非户籍人员不公平，但是，东莞市毕竟迈出了“政府分红”的第一步，成为内地首个向市民派发红包的城市。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提出“社会分红”理论后，“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的学术阐述开始诉诸为政府行为，“政府分红”也逐渐成了一种国际惯例。新加坡政府曾因政府财政取得64亿新元盈余而公布了一项“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通过多个途径与国人分享18亿新元的“红包”；为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也曾提出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政府分红”的理念盛行国际之时，国内关于政府分红的呼声也风生水起。今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红包”，引发社会热议，促成了一次“政府分红”的舆论“铺垫”。随后，今年2月份，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因巨额财政盈余准备向纳税人退税400亿港元；今年4月份，澳门特首何厚铧也宣布将从特区财政收入中拨出逾20亿元盈余还富于民。

　　 应该说，在CPI指数连创新高、通货膨胀压力累积的困境下，派发“红包”的政府行为对于缓解部分民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群众生活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抑制通胀。而且，政府分红不仅还原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色，也是对“还富于民”的社会诉求的回应，更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一种努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政府分红”的实施也将凸显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使政府获得民意赞许，为政府“加分”。可以说，本次东莞市“政府分红”的做法也是双赢之举。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分红”并不一定只是派发给每人一定数额的现金红包。东莞乃富庶之地，政府有财力进行现金分红，而财政不济的地方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分红”。“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红包”可以是1000元钱，也可以是一项减税计划、一项便民措施、一项民生工程……增加一些就业岗位、上调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共享一些公共资源，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出行等领域的任何一个惠民措施均可看作一次“分红”。

　　 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经历由管制型、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历程，缓解通胀压力、保障民众生活即是公共服务的题中之意，“政府分红”则是途径之一。也许“全民分红”设想的达成尚需时日，但政府的“分红意识”不可或缺，不管“分”的是什么“红”。推而广之，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应建立向员工“分红”的意识，哪怕是炎热夏日的一杯凉茶、哪怕是连续劳累数日后的一天小假……

　　 我们期待东莞市派发红包的做法能产生涟漪效应，扩散开来，让平衡社会财富、共享发展成果的执政理念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