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后绵阳的一天深夜，城内多数人都疏散转移了，新华社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前线报道组的三个人，还坚守在城里，挤在一间小屋子挑灯夜战。

　　 家门未入踏征程

　　 时政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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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天忙吗？现在四川这边特缺你这样能带记者的人，可否过来支援几天？”

　　 5月25日，我刚刚结束在外地的采访返回昆明，飞机落地后打开手机，一条短信就迸了出来。

　　 是新华社副总编辑、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锦才同志发给我的。大约是体谅我的辛苦，吴总还特意补充发来了又一条短信：“你如能来，不必下去，就在成都前指协助我调度记者。”

　　 我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复吴总。——说心里话，我好想家。离开家快４个月了，我想念年迈的父母，我想妻子，我想可爱的女儿。现在终于回到了昆明，家近在咫尺。我想马上见到他们。

　　 今年春节前后开始，我一直在外奔波采访。２月份，雨雪冰冻灾害，我带着分社记者奔波于迪庆、昭通、曲靖等灾区；3月初，我带领一个报道组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报道；“两会”报道尚未结束，拉萨发生“３.１４”打砸抢烧事件，我受命带领一个调研小分队，辗转于滇、川、甘藏区，行程万里，历时月余。

　　 ５月１２日，我还在总社赶写藏区调研稿件，大地震发生了。由于云南也遭受地震灾害，我从北京迅速赶回昆明组织报道，第二天就下乡采访。妻子刚好在我回昆前一天出差，离别数月回到家里只呆了一个晚上，却连妻子的照面都没打一个，也还没来得及向7岁的小女儿表达一下父爱。

　　 现在采访告一段落，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了。从文山起飞前我还跟妻子通了话，商量好晚上一起带女儿去吃她最爱吃的“肯德鸡”。

　　 在外连续奔波了好几个月，真的好累了，很想在家歇一歇，尽一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看到吴总发来的这两条短信，仿佛听到灾区人民在召唤着我。人民有需要，新华社记者就要勇往直前！

　　 新闻人的责任感战胜了我想家的念头。没出机场大厅，我就马上订好了转飞成都的机票。妻子赶到机场匆忙与我见了一面，送来一些衣物，眼泪汪汪地目送着我又急匆匆踏上飞往灾区的航班。

　　 6月3日，我已经在灾区奋战了十个日夜。按照社里的安排，赴地震灾区采访报道的记者实行１０天一轮换。前来接替吴总担任前指总指挥的夏林副总编辑对我说，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报道正是最紧张的时候，前方还缺不了像我这样一个既能在一线组织指挥报道、又能直接带兵打仗的人，希望我继续协助他工作。

　　 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到灾区人民需要、前方报道需要，我什么也没说就留了下来。

　　 ２０天，我成为坚守时间最长的赴灾区一线的记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被抽调赴灾区的分社常务副总编。

　　 雨夜长途赴绵阳

　　 继震后抢救幸存者生命之后，解除堰塞湖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成为抢险救灾的首要任务。我到达地震灾区的那天，５月２５日，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战斗正好在同一天打响。

　　 ２８日子夜时分，我还在成都前指值班，接到在绵阳前线的记者姚润丰打来电话：绵阳开始下大雨，唐家山堰塞湖可能面临复杂局面！

　　 “让我上前线去组织打好唐家山抢险这一仗吧。”我向总指挥吴锦才副总编辑请战。尽管吴总对我曾有“不必下去”的安排，但我觉得，一个一线的指挥员，当大战来临的时候，他的位置应该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吴总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授权我统一指挥在绵的各路“人马”。

　　 我看了看时间，零时已经过了。情况紧急，我想我应该连夜赶到绵阳。最大的问题是交通工具，司机师傅们这时候大概都已经睡下了。四川分社常务副总编辑蒋作平说，叫一个司机起来吧。我想了想，不忍心半夜三更叫醒他们，他们白天一趟一趟送记者去灾区，够劳累的了。我说：“我打车过去。”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星夜长途奔赴唐家山。蒋作平很过意不去地发短信给我说：“记者出去采访都有交通保障，你是前指领导之一，让你打出租车上前线真是委屈你了。”

　　 车在震后成都夜间空荡荡的大街上绕来绕去，绕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停车场。我看见有一群汉子站在那里，出租车司机下去跟他们比划着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汉子过来对我说：“走吧，到我的车上去，这辆车的司机把你２００块钱转卖给我了！”人生地不熟，我在黑暗中大气也不敢出，只能乖乖地跟他走，任他们“宰割”。一路上我都在心惊胆战地想还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所幸“买”我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还算是个好人，在我出示记者证后，他爽快地说：“你是来救灾的，我再宰你就不是人了。”他一口气把我拉到了绵阳，并坚持不收那多出来的２００元“转让费”。

　　 凌晨４点左右，大雨倾盆中，我和前来迎接我的姚润丰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因为赶稿子而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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