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倾囊捐赠，在大洋彼岸掀起了比在他的祖国更加热烈的波澜。中国媒体对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无非是想用盖茨的“光辉事迹”来教育我们这里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

　　 比尔·盖茨的传奇一生可以用“科技创新”、“商业扩张”和“慈善回报”来概括。它们书写了盖茨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三张具有典型意义的面孔。这三张截然不同的脸谱，令世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对青年盖茨惊叹折服，对中年盖茨畏惧憎恨，对老年盖茨景仰爱戴。对不太熟悉西方精神传统并固守于一元思维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盖茨从“天才少年”转变为“垄断魔王”，最后摇身变成“慈善长者”，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一再断裂的过程。但事实上，三张脸谱构成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面目——如果没有一片鼓励独创精神的社会土壤，少年盖茨的天才不会有破茧而出的机会；如果缺乏一整套完备的商业制度，中年盖茨就不可能将他的“窗户”覆盖到地球上每一个电子屏幕；如果丢失了一脉宗教人文的深厚传统，老了的盖茨也很难成就现在这样一个慈眉善目的“世界第一大施主”。

　　 生性略显沉闷的比尔·盖茨不是一位滔滔不绝的思考者和演说家，但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诠释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的道理。

　　 如同所有转型时期的社会一样，当代中国到处存在“失范”现象。就拿人们非议最多的所谓“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来说吧，古老的乐善好施的精神资源已经枯竭，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慈善公益精神又尚在萌芽中，“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自然就处于真空和荒漠之中。有人错误地将当前触目皆是的社会“失范”归咎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认为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尔虞我诈；还有人则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缘故。其实上述两种解释，都严重夸大了市场经济的功能。市场经济仅仅是一种经济规则，而社会绝不仅仅是由无数经济主体组成的一个超级大市场。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除了追逐经济利益，还要有政治权利，更有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类终极价值的渴求，况且它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主宪政基础之上，它们两者的生命力又需要获得思想文化传承的持续滋养。

　　 实际上，在西方相对完善的社会体制之下，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找得到比尔·盖茨的这三张脸谱，只不过他们的尺码小一些、格局低一些，而且那么具有典型性罢了。这也正是美国公众和媒体对待盖茨善举的反响反而不如我们那么热烈的根源。在中国媒体对盖茨一边倒地大唱赞歌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美国和欧盟政府与微软公司的反垄断官司，至今仍未完全了结，盖茨的公司也从未对它的市场竞争对手发过一丝善心。并且，盖茨并没有把总市值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捐赠给美国民政部或美国红十字会，而是悉数移交至“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一边在为非洲艾滋病患儿的生命无私奋斗，另一边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与那些遭人唾骂的量子基金并无本质区别。做生意时只有生意规则，做善事时心里想着上帝。而如果做生意时大家都被要求心里想着上帝，那么不仅生意做不好，整个社会也不会秩序井然，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善事能够做成。这就是我理解的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髓。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看清楚比尔·盖茨这个完整的人是由三张不同的脸谱组成的，同时还应当搞清楚三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社会出现老年盖茨，首先就必须给予青年盖茨和中年盖茨以发育、成长、壮大的机会。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恰恰是把我们的青少年盖茨教导成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乖孩子；把我们本已不多的中年盖茨训练成唯唯诺诺、只知看上级眼色行事的公务员；而当他们中的凤毛麟角把握住机遇，经过个人努力和与政府权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互动脱颖而出的时候，我们回头再来用老年盖茨的标准去苛求和责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