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与北京之后，深圳与天津一度也提出了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目标。虽说在资源动员和人才聚积能力方面，深圳和天津要落后于上海与北京。然而，深圳有与香港毗邻的地理优势，深圳与天津还可能成为金融创新的综合配套试验区。相对于上海与北京的“大而重要”，有些金融政策创新可能会率先在“小而灵活”的深圳或天津率先实施。

　　 在上海浦东新区集中开发之前，深圳凭借经济特区的独特定位以及毗邻香港、立足富庶“珠三角”的地理优势，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新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上市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金融电子结算中心都诞生于此。深发展、平安、招商、南方、国信等一大批金融机构的总部均设在深圳。它同时也是万科、华为、中兴等一大批中国知名企业的发家之地和总部所在地。

　　 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深圳的“改革试验田”和“开放窗口”的角色逐渐淡化。尤其上海浦东新区集中开发后，更多的行政政策、金融资源和人才流动开始向上海倾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相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市值和募集资金规模越来越相形见绌，上证指数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最重要的风向标。外汇交易中心、银行间外汇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均远离深圳。进入21世纪之后，深圳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甚至一度有被疏离的迹象，直到中小板市场重开之后才有所缓和。另一方面，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联系的日益紧密，内地企业和机构不再需要通过深圳与香港接触(例如计划中的“港股直通车”的出发地就选择在天津)。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定位已经式微，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深圳深知，单靠自身的整体实力与资源禀赋，绝难与北京、上海竞争。唯有与香港捆绑在一起，才有望在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而香港在面临来自上海的强有力挑战的背景下，也期望通过深圳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金融联系。2008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将深港合作纳入深圳金融发展战略，提出以深港金融合作为纽带，巩固/提升深圳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为两地构建联通境内外的统一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与深圳不同，天津曾经有过显赫得多的金融历史。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曾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抗战爆发之前，天津拥有本国银行、钱庄103家(其中10家的总行设在天津)，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8%；拥有外国银行17家，占外国在华银行资本总额的16%。天津的解放北路一度与上海的外滩同享盛名。

　　 然而1949年之后，天津金融市场风光不再。天津的幸运与不幸，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相距200公里左右的北京息息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北京巨大的“虹吸效应”下，天津的人、财、物资源都纷纷从本地流向北京。天津基本上沦为北京的制造业基地和出海港，其地位也是几大直辖市中最为尴尬的。作为直辖市，天津和重庆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地位要低于深圳和广州，成为典型的二线城市。

　　 自2003年，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之后，天津重燃金融中心之梦想。2004年2月，北方产权交易中心落户天津，首家中外合资的住房储蓄银行——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开始在天津营业；2005年，中国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VC)历史上第一家合伙制外商投资VC基金——赛富成长创业基金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全国第一家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成立，首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正式营业。2006年3月，全国首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内称为产业投资基金)——渤海基金在天津成立。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都建立在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基础上。在2006年5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把金融改革创新作为重点。2006年8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未来15年时间里，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天津市，要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现在，天津正在充分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一系列推动金融创新和改革试验的机会，在风险可控原则下，先行先试，谋求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深圳与天津都背靠着一个大都市，但两城最大不同在于，深圳与香港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而天津与北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看来，如何处理好与邻近大都市之间的竞合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的金融创新优势，找准各自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独特定位，是深圳和天津未来发展的关键。

　　 或许，相对于深圳与天津而言，更明智、更现实的选择是，夯实自己在区域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在国内金融城市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成为区域内金融中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