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带领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轰动国内外。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用这样一种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忆往事，66岁已是满头白发的秦其斌颇有“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慨叹，他说那时“我不是在弄潮，而是被潮流推着走”。

　　 而最早报道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记者潘新华今天也认为，当年上海搞股份制试点势在必行，没有秦其斌，还会有李其斌、王其斌。

　　 口述 秦其斌(飞乐音响首任董事长)

　　 地点上海得和茶馆

　　 时间 2008年6月30日

　　 整理本报记者 黄俊峰

　　 “坐无轨电车上路”

　　 今年采访我的媒体很多，都要我讲当年“小飞乐”发行股票的事。很多文章把我写成了一个很有闯劲的改革带头人物，这显然夸大了我个人在那个年代的作用。

　　 其实，当时“小飞乐”的改革，就像是坐无轨电车上路，不是有计划地往前开，而是摸索着走到哪儿算哪儿。实事求是地讲，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偶然因素很大，成为第一股更是沾了伟人邓小平的光。

　　 总之当时我是被潮流推着走的。一切好像是无意识的，又像是有意识的。

　　 195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被任命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就是“大飞乐”飞乐股份的前身。

　　 电声总厂主要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那个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慢慢提高，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上升，上海街头开始出现音乐茶座，生意很好，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

　　 我就琢磨着是否可以扩大音响生产。但是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外的经营活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把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向上级作了汇报，他们同意，但资金要我自己想办法。

　　 1984年上半年，我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的会议，听一些老工商业者聊天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当时理解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就是偶然中得到的这点股票知识，让我想到了通过发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回头看，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理解股票的真正含义，把它等同于国库券。

　　 “报纸逼我公开发行”

　　 我们要发股票集资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新民晚报》潘新华耳朵里，他是跑上海工业条线的记者。11月15日上午他跑到我们厂，问我：“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

　　 我说有，他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是啊，向社会发行。”我随口回答说。

　　 显然，记者是有备而来的，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人，讲话浮。这个回答其实很轻率，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准备内部发行，我认为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就是向社会发行，并没有想到向普通老百姓发行。

　　 结果，当天下午《新民晚报》头版上就登出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消息，很多市民打电话到报社和我们单位，问具体什么时候发行，怎么认购。

　　 这样一个偶然，逼着我后来不得不公开发行。可以说，新闻舆论的推动，使“小飞乐”在股份制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最后我们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个人发行，一天就卖光了。

　　 我还到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女士家里去，我告诉她飞乐音响要发股票，想请她做名誉董事。她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好事啊，我也买你们股票。”她好像买了很多股，人家是民族资本家的后代，真正了解股份制和股票。

　　 实际上，我们当时发行的一万股(记者注：每股50元)股票，更像是债券，甚至比债券还保险，因为规定对个人股东实行“保本保息”，还实行“自愿认购，自由退股”，按银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算股息。

　　 要是没有保本保息这一条，老百姓谁敢买啊？上级一开始不允许我自己买，我就汇报说，如果我不买股票，下面职工会有意见，这才让买了1股。2000年我退休后，都抛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