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超越常规的极限采访，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突击战斗，这是一条充满艰险传奇的生死征程。如果停下脚步，他就可以立即远离困境，结束前途未卜的冒险；如果歇一歇气，也许他也不至于如此风雨兼程、满身伤痕、虚脱疲惫。但世上没有如果，有的只是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和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坚韧和勇气。在突如其来的重大采访和危险面前，我们年轻的新华社记者紧随接运突击队，忍受着酷热、雨水和蚊虫的叮咬，克服着尖利山石的磕碰、树枝荆棘的划伤，以血肉之躯丈量着川西大地的崇山峻岭，徒步28个小时，穿越“死亡之谷”，奔赴失事直升机事故现场，以超乎寻常的胆识、机智和勇敢，一次次挑战着自己体能、毅力的极限，成为唯一到达坠机现场的新闻记者，确保了新华社在第一时间发出了独家失事现场照片，为新华社抗震救灾战役性报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新华社抽调的第三批抗震救灾报道组成员，我于6月4日抵达成都。为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灾情，为拟定报道计划作好充分准备，抵达当天，我便与同样心系灾区，早已迫不及待的摄影部汪永基、上海分社叶锋两位同事驱车赶往前指分配给我们这组的报道地点——“5·12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

　　 行驶在满是泥泞、落石和塌方不断的312国道都汶段，头顶上方是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山崖，脚下又有百米深的山谷和汹涌的岷江，抢通后的公路崎岖不平，满地滚落的大小石块使越野车不停地颠簸，我们在车里更是被肆意地抛来甩去。本以为对灾情已作好充分心理准备，但车到映秀，还是被眼前惨烈的景象所震惊！这个昔日美丽的岷江江滨小镇已完全沦为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坍塌的漩口中学，已成一片瓦砾商业街道，拧成麻花状的国道公路，被砸成废铁的汽车，残留的几栋危楼正在加紧爆破拆除，防化兵夜以继日地消毒杀菌……在大自然罕见灾难面前，钢筋混凝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而作为宇宙间最有尊严的生灵，人类瞬间变得脆弱和无助，电视上见过千百次的画面，伴随着腐蚀的空气和消毒水的味道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所到之处揪心的疼痛一直牵扯着我们，甚至连相机的快门声在空旷的废墟上也变得异常刺耳。沿途救灾人员一张张疲惫凝重的面孔让我们顿时体验到了一种已踏上战场的感觉！

　　 拍摄完大量第一感观印象的现场照片，夜幕即将降临，正当我们准备登车回返时，路旁疾驶而来的几辆军车和一位将军焦急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凭直觉一定是有重要事件要发生。从军人们紧张的调兵部署和派遣出动中，我终于弄明白，这是一支正在寻找5月31日失踪直升飞机的搜救部队，此刻他们正紧急奔赴一个最新的重点怀疑区域。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汪永基老师、叶锋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立即进入临战状态，背上装备准备跟随搜救。部队严禁记者随队采访，汪老师与我便轮番向负责现场指挥的四川省军区政委聂万勇将军请求，在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懈的努力下，聂将军终于允许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往。汪老师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我，出发前还将他私人的物资和食品也全部转给了我，以应急需。晚7时许，我与一支12人的搜寻小分队沿奔腾岷江绝壁而上，在夜晚的乱石山谷中攀爬近5个小时，虽然此次搜寻最终无果，但负重急行军的跋涉已让我初尝到了山地搜寻的恶劣和艰难。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报道搜寻直升机就注定成为我们映秀前方采访组关注、报道的重中之重。

　　 随后一周多的日子里，遵照前指的指示和精神，我们在映秀的救灾帐篷里安营扎寨，吃救灾饭、睡百家床，白天忍受着帐篷里难耐的高温，而夜晚雨水和泥浆还时常伴着我们入眠。在映秀镇驻守期间，艰苦单调的环境也曾经让我们萌发过去其它灾区“打增援”或回成都休整两天的念头，但前指领导的重托和对灾区报道纪律的严格遵守，我、叶锋和湖南分社李尕3人均从未擅离职守。映秀镇周边所有的乡村和灾民安置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与灾民同吃、同住、同甘苦，扎实的调研和细致的采访让我们真正了解到灾区群众的所急、所需，也被将他们乐观向上、不等不靠，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的顽强精神不断感动着。每天，我们都及时地向总社发回大量救灾最前沿的图片、文字和内参，《震中映秀加紧爆破危楼》、《灾后夺粮生产自救》、《军民同心重建家园》、《救灾板房建设提速》、《帐篷内外闻花香》等稿件有力地配合、落实了前指的一系列专题策划和报道思想，其中部分稿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媒体一版所转载。除了每天坚持灾后重建的常规报道外，我们更时刻关注着直升机搜寻的每一步变化和进展，一次次发现疑似目标，一次次跟随出发，也一次次失望而归，“不松懈、不放弃”，经历了许多次无功而返的我们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我们期待奇迹的发生。

　　 6月10日凌晨6时左右，一直睡得很“谨慎”的我，被旁边帐篷军人匆匆忙忙的进出所惊醒。从部队的异常举动中，我隐约感觉到直升机有了重大发现，但部队像这样的“紧张忙碌”已不是第一次，前期多次的反复让我还不敢妄自判断。此时，旁边一步话机传来清晰的声音：“请转告雅安军分区预备师官兵，首长对他们表示感谢，请他们务必妥善保护好现场，不要搬动遗体，就地等待法医和增援部队到达……”这一十分明确的军方指令完全不同于以往，根据接下来部队报出的准确坐标，我可以断定失事直升机有了下落。面对重大突破，我立即向前指摄影部指挥张燕辉汇报，很快，副总编辑夏林同志亲自打来电话，指示我们“密切关注每一步事态进程，千万注意安全前提下尽全力赶到事故现场，有任何最新情况随时向前指汇报。”在等待出发的时间里，我反复检查了海事卫星、摄影器材和压缩饼干、水等必带物资，由于有过几次采访受阻的经历，临行前我特地在旁边军营里“借”了身军装换上。

　　 14时，负责接运死难者遗体的阿坝军分区130名黑水民兵准时集合，同行的还有5名军方防疫人员、4名四川省公安厅法医、新华社和其他几家媒体的7名记者，出发前刚从成都赶过来的陆航二团的官兵也加入其中，他们主要负责辨别遇难机组人员和寻找飞机敌我识别仪。大集结之后，队员们带着背包、担架、尸袋、绳索、砍刀浩浩荡荡地开赴映秀镇外西北方向的大山。由于地震造成山体垮塌移位，前行的山路完全断裂、扭曲，许多原本可以通行的山间小道变成了绝路，队员们前仆后继、手脚并用地爬过一座座滚落的乱石岗，尽管一个个气喘吁吁、汗如雨下，但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很快，队伍犹如一条奋勇向前的长龙，隐没在了川西深山峡谷之中。

　　 17时40分，队伍抵达了1号营地。早已筋疲力尽、大汗淋漓的我正想放下沉重的背包倒地休息，但还未来得及坐下，就听到军方以安全为由要求所有随队记者留下，禁止前行！我一路上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未能避免。此地不宜久留，趁着李尕、叶锋、赵叶萍与阻拦的军官协调，我压低军帽插进一支前行的部队，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关键时刻提前穿上的这身军装让我得以“蒙混过关”。而之后，在到达飞机失事地点之前，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导致前功尽弃，就算途中遇到再惊险、再感人、再震撼的画面，我也极力克制住自己，一次次压抑本能的拍摄冲动，始终没有再取出与我同生共死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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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时，抵达2号营地。队伍原计划就地驻扎，由于天色还未黑尽，军方指挥部又要求部队星夜兼程赶往下一营地。休息的奢望再一次破灭，我只能一刻不停机械地跟随部队的步伐继续前行。一开始，我还尽量插在成都军区独立团队伍中间，但路途的艰难和体力的不支让我与3名战士掉到了最后，一直相互呼应的前方逐渐没有了应答，猛然间发现我们4人都没有电筒，刚才还以苦作乐、互开玩笑鼓劲的战士猛地安静下来。山地密林行军没有手电，黑夜使得原本就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更加险象环生，在这茫茫大山中一旦迷路掉队或踩空一脚，后果都将不堪设想，因为就算我不慎坠落深渊也根本不会有谁会知道一名混进队伍的记者失踪，莫名的恐惧感猛地向我袭来。那一刻，原本已经精疲力竭、接近虚脱的我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气，精神高度集中地紧跟着3位战士，弯着腰在满是荆棘的灌木丛中穿行。竹条、树枝不时地迎面抽打过来，领头的战士用力挥动砍刀，砍出了一段段“道路”，林子太密，实在砍不动了，大伙儿就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在竹林根部的缝隙中爬行，不知不觉中我的迷彩服已多处被磨穿和划破。天越来越黑，我已无法靠肉眼找寻前方战士的身影，只能凭借树枝的抖动来辨别方位。突然一只萤火虫飞过，鹅黄的萤光让我一下想起了衣兜里的手机，开启一路都埋怨没有信号是个累赘的手机机盖，屏幕所发出的一缕微弱光亮成为了那一刻世界上最为绚烂的光芒。借着手机的萤光我死死盯着前方战士拖拉的白色旗杆，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灌木竹林中穿梭，在绝壁上攀爬，无暇顾及小腿和膝盖被碎石磕撞、被残枝割破，接二连三的摔跌也暂时忘却了疼痛，唯一的信念就是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迷失那一根指引我生与死的救命标杆。

　　 当晚22时20分，在黑暗中摸索两个多小时后我终于抵达了3号营地，当看到先头部队升起的熊熊篝火，终于回到了大部队中的我有了平生第一次起死回生的感慨，不知不觉间泪水已浸漫双眸。被称为“干龙池”的2832高地，实际上是一条狭长的山脊，营地没有帐篷、没有开阔地、没有物资补给，队伍便在山脊按组为单位各自开辟空地宿营。我“赖”在独立团第三小组（刚才与我同行的“旗杆”就属这组）宿营地前，看着战士们忙着清理碎石、收集木柴、搭架生火。正想帮忙干点什么，这时一名少尉军官对着我大嚷：“老兵（军队对士官的通称）别傻站着，去砍点柴来，不然晚上火熄了大家都别想过夜。”少尉的命令让我恍然记起自己所穿的这身一期士官的军服，于是赶快放下背包带着一名小战士去砍柴火。说来也奇怪，也许是沉浸在回归的亢奋中，先前极端的疲惫与困倦似乎一下子都烟消云散，花了一个多小时我居然砍倒了两株七八米高的松柏，剔除树丫，劈成小段，添柴生火。11日零点刚过，山顶下起了小雨，宿营地也安静下来，徒步奔走了10多小时疲倦的战友们裹着雨衣围坐在篝火旁啃着压缩饼干、打着盹，刚才那位陪我砍柴的小战士见我没有雨衣，好心地分给我一个裹尸袋，在这寒冷的雨夜里，没有心情去忌讳更多，一咬牙我便钻进尸袋拉好拉链，与战士们挤到了一起。由于海拔接近3000米，夜里山顶的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雨水渗进衣服冰冷而刺骨，在这风雨交加的高山之颠我根本无法入眠，其间数次因无法忍受寒冷而钻出尸袋贴着火堆烤暖身子，而后再钻回尸袋强迫自己休息，仅有的一点野外生存常识让我知道，那一刻恢复保存体力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天明后等待我的也许还有更为艰险的路程要去攀登和征服。子夜，两次余震袭来，大地一阵阵颤抖，山石滚落发出的“轰隆隆”声响在群山峡谷之间久久回荡。

　　 11日拂晓5时，天际刚映出一抹鱼肚白，部队便在一阵紧急集合哨中整装待发，这时我才发现晚上宿营地的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绝壁深渊，我狠狠地倒抽了口凉气，那一刹那，“一定要活着回去”悲壮的念头萌发而生。不等我有更多的感慨和遐想，便跟随着第一批出发的民兵突击队继续奔赴直升机失事地点。如果说前一天与现役部队同行能勉强跟随，不至于落得太远，甚至还一度暗自佩服自己体能的潜力，但此时与这群民兵为伍立马让我感觉到自己成了队伍突击前进的包袱。较我而言，民兵们在灌木丛中简直是健步如飞，在山石树桩堆里也身影矫健，没有丝毫的停顿和休息，而我在出发半小时后就已狼狈不堪，完全跟不上队伍的节奏。面孔黝黑稚嫩的桑吉扎西是民兵中的一员，看到我满脸涨得通红，全身被汗水浸透，便夺过我沉重的背包扛在肩上，笑着对我说：“嘿嘿，看来你当兵的还是不行呀！”在这就算空手攀爬都无比艰难的山脊上，卸下重担的我感觉压在身上的大山被搬走了，轻松了很多，面对着桑吉善意的“嘲笑”和帮助，大口喘气的我只能报以无尽的感激和发自心底的敬意。据了解，这些民兵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翻越的5座大雪山，有3座就在黑水，这些健朗的藏族汉子习惯了高山高海拔的生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打通运送通道，尽快把遇难者的遗体从海拔3000多米的事故现场转运到山下。而10多天来，就是这些民兵和四川省军区8000余官兵，转战群山峻岭，用血肉之躯丈量着映秀镇附近110平方公里的大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寻找英烈，告慰国人。那一刻，我能清晰地听到民族蓬勃的心跳和不屈不挠的心声，灾难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但却永远夺不走血脉同胞的团结、刚毅和勇气。在之后前进的道路上，我屡次被他们这种坚忍不拔的豪情壮志所感动着、激励着，发下誓言：无论再苦、再险、再累，就是爬，我也一定要爬到事故现场，完成任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蜀道绝岭穿越是如此的艰难和危险。此次地震发生的地区属于邛崃山脉龙门断裂带，这里海拔高、山势险峻、气候多变、地质结构复杂，平时就塌方泥石流不断，地震之后更是满目疮痍，越向前走道路就越是凶险，危险系数也成几何倍数的递增，我们经常是一面紧贴峭壁，而另一面就是万丈深渊，稍有闪失就有可能被落石砸伤或坠入山谷，就连对高山险象见多识广的黑水民兵都说“这简直是一条挑战生命极限的‘死亡之谷’。”

　　 海拔3103米的4号营地“大红崖”离坠机地点“火烧杠”军图直线距离仅有400多米，但我跟着突击队却足足爬行了４个多小时，有好几次，首尾队员两崖呼应，直线距离不到百米，喊话听得清清楚楚，但要到达对面汇合却要花很长时间。其实，从地震发生那一刻起，所谓的山路已经超出了“道路”二字所能涵盖的意义，塌方和地缝使山路完全阻隔坍塌，许多山崖坡度甚至都在70、80度以上，我们就像壁虎一样手脚并用，抓住突兀的岩石和残留的树根，如果岩石松动或树根断裂，突击队员就很可能坠落深渊失去生命。就快到达“火烧杠”时，队伍突然在一片乱树荆棘前猛地止住脚步，一道10多米宽的裂谷竟横亘在眼前，道路虽中断，但队伍却必须前行，“我去，我是山里娃，再险的山路都能走！”19岁的贺作杰与班长二古基冒死在旁边的崖壁上来回晃荡，架设简易的溜索，我不禁为悬在半空中的他们很捏着一把汗。有了简易的溜索，队员们便左手拽住绳索，右手抓住岩石，将身体紧紧贴在岩壁上一个挨着一个，一步一挪地试探着通过。而突击队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在翻越最后的一段鲤鱼背型山脊，雨水和苔藓使得山石变得像上过润滑油似的滑溜，我们全都在腰上系上攀岩绳，一边顺着绳索摸索探路，一边用砍刀开凿落脚的石缝，步步为营，走一段、拴一截，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向上攀爬。头顶上，不时有零星的石块飞溅下来，一名突击队员一个踉跄眼看就要随着垮塌的石块一起跌下悬崖，一旁的队友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背囊，把他拽了回来，为避免群死、群伤，突击队不能相互牵扯或结伴而行,那一刻大伙都赶紧屏住了呼吸，生怕声响会把更多的碎石震落下来。

　　 11日10时左右，我在桑吉扎西等几名突击队民兵“死拉硬拽”的帮助下，终于抵达失事直升机坠机现场3483高地“火烧杠”，这里就是成千上万将士一直都在搜寻的失事现场，眼前的成都军区陆航二团92734米－171直升机坠落在这映秀镇西北深山的陡峭斜坡之上，巨大的爆炸已使直升机完全解体，飞机残骸分3片散落在宽约50米、长约120米的燃烧过火区域，仅能从残缺的桨翼和一段尾部识别出直升机的特征，而该机所搭载的18名机上人员的遗体烧焦变形无法辨认，仅能凭借残破的蓝色飞行服分辨机组人员，一股腐臭和燃油味弥漫着整个山谷。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而凝重，一名已换上白色防化服的指挥官开始给各队分配任务，并严禁无防疫措施的人员进入隔离线。我没有部队配发的军用防化衣，再靠近拍摄已经不太现实，趁着队伍刚刚抵达，部队忙着各自的工作，彼此无暇顾及的间歇，我在一粗大树杆遮掩下，迅速掏出相机，冷静地拍摄了几张现场的远景画面。如何能拍到近景和更多的细节，正在犯难的我突然想到一路上帮我背包的桑吉扎西和夏卫军，他们不是要去搬运遗体吗？于是我悄悄地把其拉到一旁，将D3相机设置到光圈优先的自动档位，手把手教会他们如何简单的操作和拍摄，拜托下去后拍摄几张近景的照片。目送着桑吉扎西和我的摄影包渐渐进入防疫隔离区，此时我将一切的希望和赌注都交与他，并默默地为他祝福祈祷，愿他顺利完成任务赶快平安归来。

　　 12小时以后，在夏林副总编直接指挥和前指专门派出的编辑、记者火线接应配合下，新华社很快便发出了失事直升机现场的独家照片，通过网络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轰动，并先后被200多家媒体竞相刊发转载，这一切都凝聚着前指领导们以及抢险报道组所有同志的心血与汗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是人员众多、设备精良的中央电视台同行，甚至连军方也没弄明白新华社记者当时是如何突破层层封锁，成功穿越那段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谷”到达现场，并且用最快的时间及时发出了《成都军区陆航失事直升机残骸图片发布》的公开稿件。而正是那位曾极力阻止过我们冒险进山采访的将军，最后分别时主动要求与我们合影留念，并一再对新华社记者排除万难履行职责，坚韧、顽强的工作作风和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表示出了由衷的钦佩。

　　 灾区10多天的苦难时光在人生中尽管很短暂，但却已成为我今生最为刻骨铭心、终生勿难的记忆，它将我锤炼得更为成熟、磨励得更加坚韧。回首那28小时的殚精竭虑，对我而言不仅是超越体能、毅力极限的生死挑战，更是一次灵与肉的彻底洗礼，经历了这场震撼人心的磨难与考验，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责任、使命、义务有了认识境界上的全面升华。也使我收获了诸多宝贵的人生感悟，重新思考了“生”与“死”的大义。屹立在一万英尺的山颠，没有必要去想过多的豪言壮语，大灾面前不言勇者，不言伟大的胜利！那一刻，仅仅是在履行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会赴汤蹈火的职责，应向党和人民舍身奉献的坚贞和忠诚！直面艰险，担当未来！我会把这种生死经历化作一种永恒的精神，一生的勉励——职责所系，只知风雨向前！（作者为山东分社记者李紫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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