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龚丹韵

　　 嘉宾：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新闻背景：近来，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徐滇庆就"深圳房价赌局"公开道歉。一年前他曾扬言深圳房价肯定要涨，并和持相反意见的房地产研究人士牛刀打赌。如今，网民认为他的道歉缺乏诚意，戏称他为"徐赖赖"，甚至有人表示，徐滇庆应该对听信其预言、蒙受经济损失的市民负责。

　　 经济学究竟可不可以为一些现象作预言？经济学家的判断究竟能为社会贡献到什么程度？也许需要一次重新解读。

　　 龚丹韵：事实上，徐滇庆在道歉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房价要涨。而牛刀，也有人指出可能只是时机上撞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经济学的预言，大众究竟该怎么听？

　　 陆铭：我们需要先弄明白，经济学是如何"预言"的。比如影响房价的因素，也许有100个变量，但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为了让研究可行，只能挑选其中最主要的几个进行分析。而这几个主要变量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和把握，结果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变量的发展趋势，还受一些偶然因素影响。经济学的预测力永远是概率上的，不绝对。对公众和政府来说，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听不同学者的意见，再自己做判断。

　　 终极意义上，经济学不是硬科学，预测力无法与自然科学相媲美，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界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会做出自己的动态反应。比如你预测房价会跌，结果有人害怕资产缩水，于是采取一些措施来托市，大家一拥而上，买房的人多到一定程度，房价可能又会涨上去。你的预测只是当时情况下的判断，你无法考虑把话抛出去后，这句话本身又会怎样左右涨跌。再比如，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等因素，你分析出股市会涨，但不巧发生了自然灾害，股市跌了，这能说经济学预测错了吗？现实的一些意外不在经济学分析范围之内。如果只拿现实结果，来比对预测准不准，说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那对经济学是不公平的。

　　 龚丹韵：公众印象里，经济学分析严谨、理论高深，甚至一度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即什么社会现象都能用它条分缕析。照您这么说，似乎经济学的作用一直被大众高估了？

　　 陆铭：可能因为大家还不太了解真正的经济学，但对经济学需求又高，所以特别期待它能为自己提供预测。这要看对象是哪些领域。资本市场比较复杂，很难预测准确，其他领域好得多。如收入和教育的关系，经济学有较确定的结论，回报率达到百分之几都能算出来。

　　 真正说来，经济学的任务不是预言，而是解释，找出变量间的关系，指导实践。"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在社会研究方法上走在最前面，把数理分析、统计分析等科学化方法推广到了其他社会学科中。但最近十多年情况反过来了，经济学更多地向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吸收营养。严格算起来，经济学成为经验上能被检验的学科，也是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事。总体上说，这门学科只相当于物理学的婴儿时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不能对它要求太高。懂经济的人也不能停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年代，对它分析社会的某套逻辑过度自信。

　　 龚丹韵：问题就在于，高估经济学准确性的不仅是公众，辩论到了不惜打赌的地步，恐怕经济学家自己也极度自信了。

　　 陆铭：这门学科的架构容易让懂它的人怀揣自信。它喜欢从简单、清晰的条件出发，把一个复杂的机制抽丝剥茧，解释清楚，用的数理工具又是那么科学、逻辑上无可辩驳，往往令人十二分信服。但是，抽象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当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吸收多元视角。比如，过去是从个人理性出发分析现象，现在也开始注重人的社会性，意识到人还活在社会规范、文化伦理之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方法，正在融入社会性维度。经济学已经开始意识到可能抽象过头了，有些东西不可量化，有些假定需要修正，社会科学总体来看，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各派都有，百花齐放。但经济学新的前沿潮流进入大学课堂，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自己不及时更新知识，难免会对已掌握的那套旧方法过于自信。

　　 只能说，经济学家要懂得向公众发表观点时保持谨慎。经济学是有局限性的。经济学家也不过是掌握了这门学科大厦里的一个小角落，经济学家的局限比经济学来得更大。有些公共话题，尤其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学者仅仅是从自己的领域提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而已，不能太笃信形势一定会按自己的分析走即便这些分析道理上都对，现实世界也往往出人意料。

　　 龚丹韵：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每况愈下，或许更多是因为公众对不负责任的言论积怨已久。

　　 陆铭：我想这方面媒体也有责任。比如前段时间谈粮食涨价，中国其实有不少很好的农业经济学家，但在媒体上没声音。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记者，大多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保证了专业水平，采访的时候，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找哪几个心中有数，专家的观点谁更对一点，也能大致判断出来。中国财经媒体还不够专业，不仅自己缺乏判断力，而且谁有名听谁。舆论被太多什么都懂、其实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学家"占领了。

　　 其次，经济学者也有很多类型。学院派一般比较严谨，不轻易发表结论。为政府决策咨询的学者，偏应用性研究。媒体上的经济学家，喜欢面对大众，预测形势。不否认后两种也有一定价值。当问题紧迫时，比如人民币汇率要不要迅速升值，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中国市场究竟有多少游资。可现在游资多少谁都说不清楚，而它对决策影响太大，等研究出来早来不及了，那学者需要凭经验和有限的数据去推断。这时候下的判断固然不够严谨，但是也需要。每一个学者从学术严谨性上，对自己的把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没十足把握就不说，有的认为特别紧要的问题，有几分把握该说了，还有的怎么出名怎么说。第三类少一点，不负责任的言论就会少很多。

　　 龚丹韵：一些热点话题，如教育、医疗、国有资产流失、火车票定价，年年吵个不停。偏偏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总是站在"冷酷的效率"一边，让大众觉得不顾及民生道义。

　　 陆铭：其实经济学家是非常讲道德的，只不过经济学为了实现道德目标，用的是现实逻辑，而不是观念上的理想。比如我们认为浪费资源，从结果看就是不道德的，所以总想通过追求效率和增长的方式，让符合道德的结果得以实现。而公众一般会看这些做法首先符不符合情感直觉，道德的先验判断和学理判断有时混在了一起。对经济学家"冷酷"的误解，恐怕是全球性的，难以避免。当公众、媒体更成熟一点，学者讲话更小心一点时，彼此就会磨合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