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雄风也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支点。100多年来，奥运圣火的光芒照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团结、和平、友谊”的信念、“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鼓舞着每个热爱生命的人，中华民族尤其如此。能够在中国有朝一日举办奥运会，是几代中国人近100年矢志不渝追求的梦想，更是推崇世界和平、倡导体育强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的美好心愿。为此，他心系奥运，多次思考决策，抓住时机竭力推动这一伟业的实现。

　　 倡导“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曾经多次表示：“中国也要举办奥运会。”毋庸置疑，在我国，对申办奥运会有巨大影响和推动力的正是这位功勋卓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为中国发展和申办奥运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载入史册、光照千秋的。

　　 1971年，由于我国政府和主持正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努力，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分管体育工作。这一年，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要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问题。他严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包括国际奥委会，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除在外，这样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他还就如何争取全部参加第七届亚运会14个赛项以及处理好友好国家关系问题，向当时中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作了具体指示，并取得预期效果。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开始起步。1979年初，也正是国际奥委会即将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前夕。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杜边孟次的时候，阐述了中国在10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以十分沉稳的口气极有把握地对杜边孟次说：“首先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

　　 邓小平在分别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被誉为“世界拳王”的阿里的时候，也同样明确提到“中国也要办奥运会”的问题。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英明决策，即提出和平统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邓小平随后又具体提出了采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包括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构想。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这种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1979年4月，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奥委会，而台湾方面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单独参加国际体育组织活动，台湾方面必须履行改名，改旗、改歌的‘三改’条件。”在国际奥委会中一些正义人士的努力下，根据中国的提议，同年11月26日，在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解决了我国在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这就是著名的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

　　 据何振梁后来回忆：“这一方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是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中的体现。”国际奥委会总部就此发表谈话时也指出：“对国际体育界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体育运动将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萨马兰奇先生对此同样回忆说：“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

　　 无疑，邓小平倡导的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促使我国竞技体育走向世界。

　　 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去美国洛杉矶参加第23届奥运会，第一次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

　　 在这届奥运会期间，邓小平曾经深有感触地对中国几位领导同志讲：“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关于体育的这些意见，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体育工作，发布了《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成为新时期发展体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在国际体坛上，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奥运健儿连续参加了第23届至第27届夏季奥运会，参加了第13届至第19届的冬季奥运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战绩，说明我国具备了承办重大国际比赛和奥运会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会的影响空前扩大，参与奥运会竞争，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选择。为适应我国体育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自1984年以来，国家体委逐步确定了中国奥运战略，把奥运会作为中国竞技体育最高层次的活动，实行举国体制，认真组织好参加奥运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