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网络新的流行语———打酱油、做俯卧撑，表达对时事不关心、不评论，只做自己事的态度。口不离“俯卧撑”的网友被叫做“俯卧撑党”，网站开始成立“俯卧撑小组”，网络游戏立即出现了“俯卧撑”任务日志。这股热潮甚至蔓延到日常生活，有楼宇广告称“房价没有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有评论员说“中国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

　　 或许词语的流行稍纵即逝，但是“俯卧撑”的背后，透露出大众对公共事件抱着怎样的心态，值得玩味。

　　 龚丹韵：您读下来，认为“关我啥事，我是出来做俯卧撑的！”究竟想表达什么？

　　 梁永安：首先它带有某种嘲讽性。在信息时代，公共信息驳杂，像瀑布一样，从源头流下后，不断分流，信息不停地分解，给了不同的对象，最后大家更加云里雾里。所以这句话是对当下公共讨论总是陷入“迷雾”的一种嘲讽。

　　 其次，估计网民们也不是心里没话，但是又怕说出来被“口水淹死”，引发更大麻烦。所以，通过这种曲折的语言内涵，至少证明自己在场，在关注事情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无助的表达。

　　 再者，看似漫不经心的话中，还带有一种自我克制。这可能与内容有关。如果是小区物业的讨论，每个人都会旗帜鲜明地表达意见，毕竟这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但一些公共事件，和自身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看法并不强硬时，就会说得含糊其辞。

　　 不管怎样，这句评论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听起来有些小智慧，但是太油滑，带着一股小农社会时期，为了回避公共事务，替自己开脱的油滑气，并不符合当代社会提倡的公议、对话精神。

　　 龚丹韵：美国学者曾担心美国公民“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认为当今美国人渐渐缺少公共精神，只顾独自玩乐。独自“做俯卧撑”，是不是也有类似意思？

　　 梁永安：两者有很大不同。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是真的什么也不说了。但我们不是真的“做俯卧撑”，而是依然在说、在关注，只不过没有清晰表达自己主张。

　　 这和我们现代化发育不足有一定关系。每个人在其扮演的社会角色里，尚未形成自己的主张。多数人采取从众、被动的思维习惯。不是喜欢这么做，而是别人说好就去做。缺乏清晰的生活观念和独立判断，结果是，各种行为方式、语言方式，似乎都能在可与不可之间自由滑动，朦胧多义。其实，当一个社会凝聚起主流的价值共识，人们明确了自己的生活意义、明确了和社会的对话关系时，肯定什么、排斥什么、主张什么，大家会立即作出反应，不会轻易人云亦云，更不会说不出所以然，采取观望态度。

　　 此外，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缺乏交流的小圈子。如果有定期的对话互动经验，你就会有一定把握，知道这个想法不是自己一人独有，说出来会感到踏实，不至于胆怯。而我们现在就好像处在三岔路口，伦理冲突等纠缠成一团，所以有很多模糊的焦点。“打酱油”“做俯卧撑”大受欢迎，可能正是因为迎合了某些人这种价值观上的迷茫。

　　 龚丹韵：有人认为，“带着面具关注公共事务”，是一种隐秘的政见，为重建道德秩序，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梁永安：这是过度美化。虽然表面上这些话语留下了痕迹，但是它可能养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惯性，对推动社会进步没有任何好处，是一种比较肤浅的参与方式，与全球化时代整体的发展水平不相称。

　　 我们从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形态走来，过去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没有具体的社会角色，所以话语的表达难免抽象，多是一些规范性、终极性的宏大词语。城市化开始之后，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居住方式，必然会引发许多无法回避的新命题，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新的语言方式去思考和表达，多是从西方直接借来语汇，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理解，有些概念理解南辕北辙，辩论双方牛头不对马嘴。误解、偏见常常由此产生。所以，赋予现代社会机制各种新的中国式话语，是当代人的使命。

　　 中国传统的中庸含混，可能对熟人社会比较适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则不容一团糊涂的规则，更加需要明晰人与人的关系、权与责的范围。所以，我们越是迷茫，越要把观点理性地表达出来，积极凝聚社会共识，树立清晰的生活目标。文明发展至今，人不仅关心衣食住行，也会关心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比如道德、社会价值，那让人的思维延伸出去，让人的生命体验增添了丰富的层次。为此，消极回避的含混话，并不值得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