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古典名著改编成当代文艺作品（文化商品），都会招来一阵大呼小叫的批评。要想没有批评的声音，除非不要改编，大家都各自坐在家里读线装古籍。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改编依然在进行，批评声也依然跟在改编的身后叫嚷。

　　 批评声让改编者小心谨慎，不至于太肆无忌惮。改编者因此需要请专业人士介入，提醒文化生产商，不要让三国时期的人说清代的话，不要把唐代的服装穿到战国时期的人身上，等等。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文化生产商的制作成本。最后的结局是，无论文化生产商投入多少成本，批评者依然不满意，总是能找到各种毛病，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原来的经典。

　　 让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原著好，为什么要去追着看改编后的影视剧呢？既然你喜欢看影视剧，为什么又老惦记着那些原著呢？改编者、消费者、批评者的脑子全都乱了。“改编”不但要“改”，还要“编”，就不可能符合原著，甚至偏离原著、解构原著，都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有艺术创造性就行。

　　 可是，所有的人都跟名著拧上了。文化生产商整天盯着名著，从中看到无限商机。所有的消费者都盯着名著，试图使自己的每一种耗费（包括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所有的批评者都一副“名著原教旨主义”的派头，对改编出来的成品指手画脚。大家全都把赌注押在古老的名著上，故纸堆里的文化成了我们惟一的救命稻草———救文化市场，救消费市场，救批评者苍白的思想。因此，如此性命攸关的大事，当然不能含糊，还是认真一点为妙。于是，改编者乐此不疲，消费者翘首以盼，批评者摩拳擦掌。

　　 问题正出在这里。今天的文化创作者和文化生产商已经毫无创造力，面对当代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哑口无言，思维迟缓，目光呆滞，只好不时地到历史那里寻找灵感，到老祖宗的破烂仓库翻箱倒柜，今天改编“三国”，明天戏说“红楼”，顺着老祖宗的思路，再加一点时髦的“佐料”，既来钱，又安全，说不定还能弄个大奖。消费者的思维逻辑与此类似，他们对跟“历史”相关的东西着迷，就像到旧货市场去买假古董一样，越古老越好，然后把假的当真的收藏，还不喜欢别人戳穿他。批评者也是这样，他们不是对一个新的文化产品的形式、质料、货色本身进行鉴定和鉴赏，而是纠缠于这件产品是否是“真的”，像古董贩子遇见一件赝品一样，要找出它与文物图鉴所标示的不同之处，然后得意洋洋地戳穿它，既伤害制作赝品者，也嘲弄收藏赝品者。

　　 十几年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躲在老祖宗仓库的尘埃中、争论不休的“当代古人”。不改变我们对当代生活的盲视，不改变我们对当代经验的迟钝的感觉，不提高我们将当代经验形式化的能力，我们将永远只能“满嘴喷灰”地说一些隔夜的废话。历史遗产固然是很珍贵的。但是，就精神文化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对当代说话，不能讲述真正的当代故事，而是对过往的经典产生“药物依赖症”，那么，再多的原著，再好的编剧，再高的收视率，再昂贵的摄影器材，也救不了我们苍白的灵魂。（张 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