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变迁下的讲真话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见，他是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的，也希望各级领导人广开言路，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要了解讲这段话时的背景，即语境。

　　 在延安整风时着重批评王明的教条主义，即照搬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来自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总结了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不同于共产国际的新的理论体系，提倡讲真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全党接受了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话语。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延安整风时，发生了王实味事件。看来，王实味不了解当时的语境，把“言者无罪”看作是可以对领导人进行任意的批评，把大字报贴到延安的大街上，造成了混乱。毛泽东亲自去看大字报，制止了这种做法。至于王实味以后被康生打成“托派”，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这个冤假错案已经得到了平反。

　　 建国以后，王实味事件似乎仍在不断重演。尽管一次又一次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甚至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但是，这类冤假错案却愈来愈多了，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离开了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而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中，并且把这种话语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等同。在这种语境下，讲真话，就会变成“阶级敌人”。

　　 可见，建立科学的文化观，对话语和语境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来源于前苏联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反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总结全人类文化的科学观点来看，就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美国建国初期，在建国的领导人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受英国的影响，也有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任总统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任总统时担任副总统的布尔为此进行决斗，以汉密尔顿死于布尔的枪口下而告终。华盛顿的继任者亚当斯和杰斐逊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他们晚年的通讯中，不断研究如何把英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国大革命时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结合起来。他们的继任者麦迪逊以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善于妥协和合作著称。把希腊崇尚自由的理想和罗马的法律制度结合起来，本来就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美国建国时的领导人也是从自己的教训中去研究借鉴人类文化的成果的。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话语和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得益于30年前提倡的思想解放，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假大空，主张说真话，说实话。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新话语，使语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自然愿意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人民自然愿意诉说自己的要求，以提高人民的福利，两者形成良性循环。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的话语是同世界人文主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通的，因此，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生命力。

　　 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

　　 鉴于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倡讲真话时仍然要注意以下几点：提倡讲真话，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着眼于建立各种规范性的话语沟通制度；把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和反映民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的话语和语境下，这两者是统一的；提倡和鼓励制度创新，养成相互谅解、尊重和合作的风气；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化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修养，崇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文化的底蕴，有利于话语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又有利于文化素质的提高。(作者荣敬本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