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建国后，刘少奇虽然担任要职，但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2年以前，刘少奇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他的办公室仍然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的摆设。

　　 有一天，管理员看到刘少奇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比较滑，走路容易跌倒，于是趁他到外地出差，就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刘少奇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要撤掉。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刘少奇说:“不管是不是讲排扬，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了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在生活上，刘少奇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他在家总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斜纹布衣服，一件内衣补了六七个补丁还穿在身上，一双皮鞋整整穿了6年，还舍不得扔掉。

　　 刘少奇吃饭也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饭菜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休息，总是夫人王光美去热饭。

　　 鉴于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少奇同志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知道有此事，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人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星期天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

　　 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

　　 刘少奇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到各地考察。1961年4月，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征求广大农村群众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平时外出，刘少奇规定有四不准：不准让人家接送；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要人家东西或收受礼物；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装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

　　 刘少奇这次调研，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前后共计44天。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就诚恳地批评地方干部:“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刘少奇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给没门的人家做门。”

　　 刘少奇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工作起来，却是日以继夜，通宵达旦。李太和是刘少奇的卫士长，他回忆道：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它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少奇同志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它重要通知须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