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国税局一群职员乘车去云南，途中遭遇车祸死伤惨重。事后该局领导说，这些员工是先进工作者，经上级同意去云南考察“税收文化”。有网友说，又一个民间语文的雷词“税收文化”诞生了。

　　中国人的习惯是死者为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之体现。即便这些税务局员工是花公款旅游，和其遭遇的悲剧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多数人不会因此而幸灾乐祸，我们要相信一般人的理性和恻隐之心。何况他们是先进工作者，单位组织去旅游是表彰鼓励先进的一种流行做法，没什么不妥的，没必要非得说是“考察税收文化”，才显示出其正当性。

　　人是文化的动物，一言一行必有文化的因子，比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非刀叉，湖北人说话和云南人说话口音有区别，这些都可算文化。这世上有没有“税收文化”？当然有。而且中国的税收文化源远流长，据古籍《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政府就有一整套税收制度，大司徒是专司财税户籍的高官，下面有廛人、质人、司稽、泉府、司关等专门的工商税务官员。看上去，文化无所不包，什么行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可是，如果为解释一场偶发事件，非得拉上一张大虎皮，什么事都往文化这个大筐里装，反而容易让公众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被认为是为了掩饰一种心虚。

　　可是，公众几乎都能明白的道理，身在其中的官员为什么不能？笔者认为，“税收文化”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中国官场人物常见的一种路径依赖，戴上一顶大帽子来表示政治正确，而背后乃一种庸俗的功利计算。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方式是有传统的，说什么干什么，非得从里面找出微言大义。《诗经》中的《国风》，那些歌颂男女之情的诗歌，被后世的道学家解释出“忠谏”之类的伟大涵义。近世以来，这手法更是流行，到了滥俗的程度，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什么言行都可能往这上面联想，引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什么都往GDP上靠，一场普通的活动非要换算成人民币似乎才能证明其价值。再后来，“文化”、“生态”等大命题受到重视，于是乎经济的大筐子变成了文化的大筐子。其实所改变的只是外面那个标识，里面的内容什么也没变。

　　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分析，可能觉得“税收文化”之说实在不高明，徒增笑柄。我不相信有关人士说出这句话时，没有想到会引起舆论的质疑。但身在其中，他必须找到这样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说法，只有“政治上正确”了，所有的问题方可顺理成章地解决，比如单位领导的责任问题，死者的丧葬费和家属的抚恤问题，伤者的救治费用问题。而“考察税收文化”这个大筐子虽然可能遭来物议，但舍其已无更合适的了。被舆论讥讽固然不是件好事，但比起在官场内平息矛盾对上上下下有个说法，必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手法可看成官场文化的一种惯性。比如公务人员不文明执法引发公民非正常死亡，尸检的结果往往是死者有心脏病史。这类解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明明知道公众难以相信，但出于官场内的利益计算，这样的套路总是舍弃不了，其根本原因和“考察税收文化”的解释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