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限塑令’实施到现在，我们先是开了个全厂庆贺会，不久又开了一个气氛沉重的会，商讨是否转产，从生产可降解塑料袋转到别的产业上去。”

　　 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是杭州惟一一家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企业。7月26日，公司董事长郭文慧告诉《市场报》记者，作为环保企业，他们在市场的不对称竞争中已苦苦挣扎了7年。本以为自6月1日实施的“限塑令”将引领企业从此步入春天，但红火的业务仅仅是昙花一现，之后便重新陷入了门庭冷落的窘境。

　　 “刚飘到天上，又重重摔落”

　　 “公司现在放假，周五到周一停产，仓库还堆满了货。以前定货的货主现在也在观望‘限塑令’的执行，如果松下来，他们肯定不再进货。”郭文慧告诉记者，在6月1日前后，他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甚至还要另外租车送货。但这种状况仅仅维持了十来天，马上又冷冷清清，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杭州茂达环境生化有限公司是浙江同行业中惟一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企业，主要生产经营各种规格的“虹围”牌环保型可降解塑料袋。他们的产品在正常情况下可保持塑料袋的理化性能及使用性能，而当其使用完转化为垃圾时，在光、水、空气、微生物等自然条件的作用下可自行分解，对环境无任何危害。

　　 郭文慧还告诉记者，杭州对白色污染控制本来就比较严格，多年前就要求农贸市场全部使用可降解塑料袋。但小作坊、游击队生产出来的塑料袋，总是能比他们便宜几厘钱。

　　 “我们卖5分，他们就卖4分5；我们卖4分5，他们就卖4分2，根本没法竞争。”在数千计小作坊的价格包围战之下，他们被挤压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据郭文慧介绍，公司成立7年，一直从事可降解塑料薄膜的生产和研发。这7年来，由于对普通塑料袋没有限制，公司的环保塑料袋销路一直上不去，赚不到钱，苦苦挣扎。如今“限塑令”来了，他们认为春天终于到了。为此他们专门开会，研究公司下半年增加生产线的计划，还赶制了新产品。

　　 郭文慧表示，“限塑令”刚实行时，公司每天可生产6吨左右可降解塑料袋。但仅仅十几天后，他们的产量已下降到2至3吨左右。用郭文慧的话说，就是“刚飘到天上，又重重摔了下来”。

　　 正规企业输给小作坊

　　 《市场报》记者调查发现，“限塑令”实施后，相关环保企业重新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策的连续性。郭文慧指出，“限塑令”实行的最初几天，由于有关部门抓得严，许多塑料袋生产企业，尤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再生产的企业纷纷停业，这让茂达公司业务迅速上升。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关注度一低，那些企业又纷纷重新开始生产，导致茂达公司生产销售迅速下滑。

　　 其次，高成本的可降解塑料袋面临成本劣势。据郭文慧介绍，即使与完全用新料生产的塑料袋相比，每只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大约要高15%，而与用回收塑料生产的塑料袋相比，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则要高出40%至50%。可降解塑料袋根本没有价格优势。而塑料袋生产的门槛太低，有关部门又无法完全取缔生产劣质塑料袋的小作坊，导致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企业无法与小作坊竞争。郭文慧说，他们有6条生产线，投资数千万元，作为正规的厂商，每“走”一卷塑料袋都要有发票；而生产塑料袋的小作坊原料低廉，一个小院子就是一个工厂，一辆自行车驮着就能销售，没有税负和员工的保险福利支出，价格自然有优势。

　　 要谨防“擦边球”

　　 郭文慧还告诉记者，“限塑令”一来，“擦边球”也出现了。

　　 “限塑令”实施之初，农贸市场确实进了一批符合规定的塑料袋。但一段时间后，这些袋子只是放在明面上应付检查，日常用的还是免费的超薄塑料袋。

　　 由于“限塑令”对生鲜食品的预包装袋没有做出明确限制，商户还找到了另外一种规避办法，就是向顾客供应“连卷袋”。一些消费者买东西时多扯几个这种“连卷袋”，“限塑令”在效果上就打了水漂。而生产预包装袋的厂家也发现了这个商机，“限塑令”之后，他们供应的“连卷袋”尺寸做得更大了，除了没有提手，几乎等同于以前的塑料袋。

　　 不过，郭文慧告诉记者，有关部门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7月25日，杭州市农贸市场的主管单位——杭州市贸易局对农贸市场使用的食品预包装袋提出了要求：一是要求它达到食品级包装袋标准，二是提出了厚度要求，三是同样要求印刷厂名厂址。但郭文慧说，杭州市贸易局虽然是农贸市场的主管部门，但没有执法权。如果工商、环保、质监部门不去检查执法，恐怕贸易局的决定也只能是“光打雷，下不雨”。

　　 郭文慧还告诉记者，她早已从一个科研院所考察了一个新的环保项目，就是全植物原料、不会造成任何污染的塑料袋，需要投资800万元。她说，如果“限塑令”能够执行下去，小作坊能从源头被控制，她就投资上马这个项目；如果不行就放弃，转产搞别的。但她又惋惜地告诉记者：“如果我不上这个项目，估计也不会再有别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