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

　　 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

　　 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最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的情报，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8同志壮烈殉职。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圆满完成原定任务；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内外两条战线，实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另一次是1963年4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这一次，主要是柬埔寨敌情复杂。根据我驻柬大使陈叔亮报告的严重情况，我们本来已建议刘、陈推迟访柬，4月23日正在缅甸的刘、陈也回电同意推迟访柬。与此同时，我们请陈叔亮大使会见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向他通报了我们掌握的敌情，希望他采取有力措施，并转达了刘、陈推迟访柬的意向。4月24日，陈叔亮报来会见西哈努克的情况，西哈努克允诺采取必要措施。在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当即以周恩来、彭真、我和孔原的名义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在柬方正在对安全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拟向西哈努克提出：一、仍按原计划访柬；二、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三、减少或取消外地的访问，以便两国元首能更多地交换意见；四、提前访问日期。4月25日，我同孔原再次致电刘、陈，告毛泽东认为访柬仍应按原计划进行；并告周恩来决定派熟悉柬情况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以我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陈访柬的随员，先去金边，指挥我使馆与柬方落实安全保卫工作。4月29日，得悉敌特阴谋在柬加害我领导人一案（代号“湘江案”）已大体侦破，形势进一步好转。5月1日至5日，刘少奇、陈毅胜利地访问了柬埔寨。

　　 在工作中我同李克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1年1月，他的夫人赵瑛去世，我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对我谈了很多问题。大约半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信，建议由他主编一部《党的特科斗争史》。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信中说，他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尽管那时他疾病缠身，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勉强参加到闭幕的前一天（2月6日），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也病倒了，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从开城、日内瓦给我的来信，作为纪念。

　　 有些工作本来是有专业部门归口的，却也让我参与。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开公安工作会议，罗瑞卿总是拉我去讲话。如果说，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内之事，与公安部保持联系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为此，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只有4个人的翻译组，由我直接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还安装了一部直通苏共中央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热线电话，不管大事小事，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总是先找我。

　　 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精减城市人口是具体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头等大事，是我们党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非常决策。

　　 还有一件事，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

　　 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