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说明，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或者收入差距较小，或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大。而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流动性却越来越低。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除了减税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是更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具体说来，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换：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

　　 在当今世界，收入趋于不平等已成全球性现象，而这个趋势的背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引人注目地持续下降，这事关人类福祉。在中国，近十多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也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之势，2003年以后降幅更大。现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仅40%左右，已跻身于劳动收入占比最低国家之列。

　　 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与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其结果是，制造业里的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所替代。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国家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劳动力虽然难以流动，但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却间接地加剧了劳动力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真正使得资本实现了空前的“联合”，借助其高度流动性，资本在选择投资地时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始于1996年，而这刚好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剧烈的结构性调整的时期。9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再加缺乏适当的劳动保护，民工工资在2004年之前的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上升过。而1996年之后，城市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又对劳动工资产生了进一步的向下压力。

　　 正是一系列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因素不断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制定本地发展政策的权力，地方官员的考核又是基于GDP的增长和招商引资，于是造成各地政府都过于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收入均等的目标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在关系社会里，社会关系网络在影响人的收入和福利时有重要的作用，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公权力又嵌入到市场经济和关系社会里，加剧了社会不公。当资本拥有者更能够借助于社会关系和行政权力而获利时，劳动弱势的局面就更为恶化了。在城乡分割下，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里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而在城市内部，没有户籍的外来劳动力又受到了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正在向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转化。

　　 除了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以外，政府税收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也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自90年代以来便处在上升趋势之中，2003年以后，增长幅度更是惊人。其中，来自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所得超大幅度增长，被认为是由政府通过土地租金的垄断收益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就难怪国人一再呼吁政府应适度减税，甚至通过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来让社会公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了。

　　 减税，特别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无疑是提高普通者实际收入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对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却可能成为一着险棋。如果土地所有权改革的结果是使得资本拥有者能够更多地拥有土地，从而获得土地的租金，这完全可能使资本借助于土地有限供给的属性，谋得更进一步的强势，反而对缓解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不利。相比之下，在现阶段，更为稳妥的举措，笔者以为是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让民众分享政府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通过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与减税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相比，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是更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随着私人部门的快速成长，当代中国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需求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政府在处理复杂市场信息时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中国应适时地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政府职能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调整为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其次，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未来中国需要加强立法与执法，加强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特别是要防止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结合导致腐败。而其中，重中之重则要防止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避免权力的租金向资本的租金转化，加剧资本市场的非竞争性。正确的政策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打破行业进入的壁垒，通过加强资本的竞争来相对降低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三，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既要通过移民推动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还需要在农民进城后，加强原城市居民与新移民的社会意义上的融合，最终通过农民和城市新移民获得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力来推动政治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人类的历史说明，如果要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或者收入差距较小，或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大。而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表明，普通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地位有所恶化。凡是一个社会出现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时，总是会通过一些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结构性调整。方式之一是“用手投票”，并且借助这一民主机制来找到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的政策措施。方式之二是“用脚投票”，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些高收入者因为担心国内不安全而移民国外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用脚投票”。方式之三是“用拳投票”，中国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犯罪率也在上升，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也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并且最终影响到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收入流动性却越来越低。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表明党中央和全社会决心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来平稳地调整其政治和社会结构，以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