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武强县交警大队违法异地办证是在单位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决定的，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当时的会议记录上包括原队长在内的10名干部摁下了手印，留下了“一致同意办理外地牌证，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攻守协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锡荣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建议将“集体腐败”纳入刑律。他介绍，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就是集体腐败。

　　 这主要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员，以单位或集体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

　　 通过集体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和个体腐败相比，集体腐败行为主体分散，涉案人数多，行为的完成往往需要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配合，案情复杂而难于查处，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执政党和政府威信损害更重。它常常堂而皇之地游走在大庭广众之中，通过集体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打上了取之有道的商标。

　　 概括而言，集体腐败当下的表现形式有几种：一是集体贪污。有的以“集体研究”的名义侵吞、盗取、截留国家财产。2003年12月，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领导班子5名主要成员因集体私分657万元建设资金锒铛入狱。在私分建设资金的过程中，领导班子的这5名主要成员集体作出决定，给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

　　 二是集体滥用公权，私设小金库。主要表现在少数行政执法单位集体乱作为、不作为和缓作为。2000年前后，河北8县交警部门为了“创收”，与驾照贩子相互勾结，滥发假证照达11万个之多。其中仅武强县交警大队就非法获利近350万元，除分两次上缴衡水市交警大队133万元外，其余200多万元全部存入本单位“小金库”，用于账外开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武强县交警大队违法异地办证是在单位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决定的，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当时的会议记录上包括原队长在内的10名干部摁下了手印，留下了“一致同意办理外地牌证，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攻守协议”。

　　 三是集体谋私。利用特权违规谋取小团体利益，这往往是集体权力利益化最赤裸的表现。前不久，媒体披露了广西柳州市领导集体购买高档住宅案，该市四套领导班子在临江和靠近新建行政办公楼不远处，超标准修建26套两家一栋的联体别墅，以市场二分之一的售价购为己有。从表象上看，房子取得的所有权合理合法，但不难分析，为了使领导少花钱、开发商不亏本，不知在地价、税收减免上做了多少文章。

　　 四是集体行贿。以集体名义收受和向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行贿。逢年过节，一些单位甚至列出专用资金，用于跑关系、联络感情。原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腐败锒铛入狱，他自称家庭财产中有18万元是各类“奖金”收入。而这些所谓的“奖金”中，真正符合规定的只有省政府发给他的2000元。这些变相的“奖金”体现的是“集体腐败”。在王纯腐败案中，共牵扯了110多名送礼行贿者，其中很多是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开会研究决定，并以单位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钱送出去的。

　　 就是“一把手”腐败

　　 在近几年查处的干部腐败犯罪案件中，关联犯罪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些“串联”的腐败分子，一般都存在集体安全心理。相关利益部门往往结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或称之为“圈子”，圈内之人对“圈子”有一种安全依存心理，认为只要大家相互保护，同舟共济，上不怕组织调查，下不怕百姓举报。“圈子”有大有小，层次有高有低，一旦“圈子”中有人出事，其他人则纷纷予以保护，或把风险减到最低限度。

　　 消极从众、随波逐流是引发腐败较为普遍的心理。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处在中层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在集体腐败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腐败的危险性，主观上并不想参与，但因种种利害关系，包括担心班子其他成员对自己不信任，只好同流合污。也有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普遍性的，“大家都在捞，自己不捞白不捞”。由于上下左右效法模仿，由小错不断发展到铸成大错，走向腐败的深渊。

　　 除了上述的心理因素之外，集体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体制问题。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善，客观上形成了腐败滋生的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大凡集体腐败，一般都有“一把手”或高官的参与和操纵。目前，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把手”掌握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监督“一把手”的权力，是反腐败的重要任务。客观地讲，在反腐败斗争中，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采取了许多措施，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监督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监督机制。但是，监督效果并不理想，“一把手”的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是监督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滋生集体腐败的体制原因。

　　 从本质上说，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集体腐败”，“一把手”都起了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集体腐败，其实就是“一把手”腐败。如果“一把手”坐得正，就没有“集体腐败”的土壤。

　　 打造全社会的监督网络体系

　　 所以，要预防集体腐败，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对各级各部门“一把手”的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要变“人治”为“法治”，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程监督，变主要靠自我监督为主要靠制度和法规进行有效约束。要努力做到“一把手”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尽量减少和消除干部监督中存在的“真空地带”和“盲区”，提高监督的质量和水平。

　　 法律武器对集体腐败行为具有相当大的震慑力，因而要建立法律预防机制，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各个层次，制定法律预防手段。通过实行惩罚腐败制度、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与薪金制度相结合的公积金制度、官员引咎辞职等制度，建立严密的监控权力网络，对腐败分子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

　　 对于公务员收入，坚决实行透明化制度，逐步消除灰色收入。依法启动“单位犯罪”程序，追究单位的相关法律责任。对有集体腐败行为、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要严格按照《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改组或者解散。

　　 此外，还要发动全社会公民，对集体腐败行为进行谴责和举报，即建立一个全面的社会监督机制，对公共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只有打造一个全社会的监督网络体系，集体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作者张建明系浙江省纪委法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