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法律诉讼手段对日索赔屡遭失败后，中国受害劳工在“九一八”事变七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夕表示，坚决不放弃以诉讼以外途径解决对日索赔问题。

　　中国被掳往日本受害劳工全国联谊会第五次大会17日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12名健在受害劳工及部分去世劳工的家属共80多人共同商讨了如何通过非诉讼手段推进对日索赔。83岁的联谊会会长李良杰说，近年来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诉讼案件大部分败诉了，但受害劳工不会放弃用非诉讼手段解决问题。

　　1943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强掳大量中国人到日本各地的矿山、建筑工地等充当苦役。中国劳工受尽虐待，一些人被折磨致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劳工死亡大约7000人，还有很多人落下残疾。

　　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其中刘连仁案是一个标志。1944年9月，33岁的刘连仁在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

　　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了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大门被无情地关闭了。

　　刘连仁案件代理律师、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付强说：“与刘连仁一样，中国劳工在日本提起诉讼的20多起案件，大多数以败诉告终，靠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前景黯淡。从而律师团萌生了利用和谈、和解等非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想法。”

　　在这次会议上，部分健在的受害劳工已经是风烛残年，更多的受害劳工已经去世，只能由他们的亲属前来。5年前去世的劳工吕学文的女儿吕志英对记者说：“我们诉讼，让日本道歉，目的不是要钱，而是要正义和公平，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把索赔进行到底。”

　　付强说，当前中国受害劳工对日索赔面临着劳工身份调查核实难、资金短缺等问题，而幸存的劳工都已年迈，索赔时间非常紧迫，随着中国受害劳工诉讼个案在日本的逐渐终结，用非诉讼手段来解决劳工赔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已提到中日两国律师的议事日程上来。

　　日本律师高桥融十几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受害劳工案奔波，在日本像他这样为中国受害劳工“说话”的律师有300多人。他说：“在法庭上败诉不能说就是失败。日本法院在判决结果中也承认了日本军队、企业迫害中国劳工的事实，这也是一个进步。”

　　“虽然许多日本政府及企业加害中国劳工的事实被揭露，但中日两国人民了解的还不够多，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很多证据消亡了。我们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在受害者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发出倡议，中国广大受害劳工索赔的正义呼声任何人不能阻挡，中国人民的索赔意愿和决心不会动摇。希望更多的中国律师加入受害劳工法律援助以组建一支500人的律师团。

　　“中国有4万多被掳往日本的受害劳工，现在能查到的幸存者只有700多人，他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希望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尽快谢罪和赔偿，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法律援助团团长邓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