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市场机制，其重要性远在暴跌之后想办法救市之上。就如同一个人平时就该注重养成科学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状态，而不是等到病入膏肓之后再四处求医问药。不能指望把投资人教育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就能维护股市的稳定，只有把公司治理这项艰苦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才可能有股市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有一则关于扁鹊的故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某国君病危之际，请扁鹊医治，结果手到病除。国王转危为安之后，要封扁鹊为天下第一神医。扁鹊不肯接受这个荣誉，说他大哥二哥医术比他高明。国王非常诧异，既然你的哥哥都比你能干，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扁鹊答道：大哥扁鸿，望而知其将病，随即下药，能防病于未然。这样一来，就只有自己家里的人知道大哥的水平高。二哥扁雁，治大病于小痒，这样就只有村子里的人知道有个小毛小病可以去找他二哥。只有自己既不能防病于未然，也不能治大病于小痒，每次扁鹊亲自出诊时，病人已经危在旦夕，由此扁鹊才能名满天下。
我在想，沪深股市为什么总要到了重病在身的时候，到了大多数股民绝望的时候，到了市值暴跌一半以上的时候，才有政府职能部门出面来给股市治病呢？从历史经验看，似乎每次政府出手，最终都能救活股市。为什么政府职能部门总是乐于扮演“妙手回春”的扁鹊，而不是“防病于未然”的扁鸿的角色呢？为什么沪深股市逃不脱大喜大悲的命运？为什么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国资委、交易所和大小非一定要等到股市暴跌伤及除中小股民以外的其他相关方面的根本利益之时，才能齐心协力地出台那些早就该实施的措施呢？这些在我心中蓄之久矣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小股民就还将前赴后继地在一次次暴跌中不断受到伤害。
建立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市场机制，其重要性远在暴跌之后想办法救市之上。就如同一个人应该平时就注重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的状态，而不是等到病入膏肓之后再四处求医问药。可惜，沪深股市在平时缺乏那些“扁鸿”式的保健医生，多的是“扁鹊”式的救死扶伤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多少机构都想着帮助企业IPO，再融资，直接投资拟上市企业，纷纷出台极度乐观的报告等等，很少有人想到要加强市场的制度建设，要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国务院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九条意见的内容在市场大熊的时候能够得到有力的执行，在市场大牛市的时候就乏人问津了。而一旦市场转熊，又纷纷出台各种救市办法，却往往不得要领，而且即便有效，也是为下一次熊市埋下了伏笔。
股票涨跌只能从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和公司治理这三个方面入手去考虑，其中公司治理是重中之重。因为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激励企业管理者去克服各种诸如原材料涨价和竞争中的困难，实现更高的业绩增长，并最终提升公司股价，而更高的股价也就意味着如果公司要实施再融资计划，以一个较小的比例稀释现有的股本就能够吸引到足够的资金。这样反过来又促进了公司每股收益的增长，进而推动股市持续走牛，这才是制度救市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能够对公司治理提出金玉良言的扁鸿式的医生。
可惜，有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多少有点儿讳疾忌医，他们不愿意在公司治理上动脑筋。大股东国资委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也不足以约束国有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扩张的冲动。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不可能形成健康的股市发展机制。
上市公司也好，市场参与者也好，管理者也好，都要下决心在自己身上查找股市下跌的原因。不能简单地把股市下跌归咎于投资人的非理性。诺贝尔奖得主斯迪格里茨曾经论证过，股市中参与者是否理性与股市涨跌无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外因都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之所以有人抛售股票，是因为这个公司本身的内在机制不足以说服投资人长期持股。
在沪深股市“5·30”暴跌之后，管理层对投资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一再强调要长期持股，不要短期炒作；要买大蓝筹，不要炒作垃圾股。这些教育都是针对投资人的，并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其结果是股市从6000点下跌之后，许多投资人死捂大蓝筹股票，他们接受了长期投资大蓝筹的理念，你不能说他们不理性。可是结果却是许多大蓝筹的跌幅远远超过同期大盘的跌幅。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指望把投资人教育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就可以维护股市的稳定，只有把公司治理这项艰苦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好，才能让股市稳定地上涨，才能让投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长期投资的理念，并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活动。
如果今天的沪深股市是个病人的话，病人家属的意见要首先统一起来，否则就没有人代表中小股民的利益。政府不能总是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应该始终如一地“以捍卫中小股民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打响一场改善公司治理战役已经迫在眉睫。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市主”。这次我一定要拼尽全力来呼吁建立一个以改善公司治理为核心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股市新秩序，决不接受任何公募或者私募机构的“招安”，决不抛弃那些伤痕累累中小股民，并且决不半途而退。虽然悲惨和悲壮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被动等待的悲惨下场和努力求生的悲壮命运却是完全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