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9月22日晚要求布什政府终止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这对原本料想本周五会通过此项议案的财长保尔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经济周期性规律决定了逆势干预的收效性往往低于预期。目前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是起因于前期房地产市场、及其衍生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带来的泡沫破灭冲击。按照经济周期原理，经济循环必然要经历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任何外部干预只能平滑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能完全熨平其波动的过程。

　　 干预救市理论要求更为完善的救市计划。救市的本源来自于市场本身机制的缺陷，单纯的自由竞争市场因交易者的疯狂逐利而失去其内在的平衡机制，最终导致市场本身的崩溃和交易者的巨量损失。救市的目标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只是要将交易者的行为和逐利性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在保障市场内在平衡机制发挥功效的承受能力之内，以此维持自由市场机制的有序运作。而此次布什政府呈交国会的拯救计划除了关注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存亡之外，对于选择金融机构国有化与市场化破产的标准；国有化与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如何运作与监管；最终这些机构如何重归自由竞争市场等等均语焉不详。难怪报告遭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

　　 再次，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干预救市方案对于委托人(纳税人)的利益保障严重不足。如果将美国纳税人与政府分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话，那么严格来说，布什政府是代替纳税人在干预金融市场，以实现纳税人降低房贷信用风险、促进就业和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最终目标。而布什7000亿拯救计划虽然称得上是“大萧条”之后最大规模的计划，但是实质上却与罗斯福的救市计划大相径庭。当年新政的核心计划是制止工业实体经济的衰退，促进就业以拉动消费和经济增长，而布什的计划则完全倾注于拯救华尔街投行巨鳄，主要受益者是华尔街大腕而非普通纳税人。财长保尔森的提议也是建立新设机构来吸纳早已贬值的次贷资产，以实现金融机构的脱困。

　　 作为此次救市计划的最终出资人，纳税人恐怕难以享受到救市所带来的实质好处。华尔街大幅裁员不说，就是对于在次贷危机中受损的纳税人，其所承担的风险并未因政府拯救华尔街而降低，只不过债权人从私人机构转为了国有组织。同样背负着在次贷泡沫中过度炒作的恶名，为何华尔街投行与其高管就能通过救援计划置身事外，而普通投资者作为救助的出资人却依然深陷其中？

　　 实际上，此次救市计划最大破绽就在于其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很难想象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从去年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一直没有提出应对次贷危机极端恶化状况出现时的应急预案。或许，伯南克与保尔森一直以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只是短暂现象，甚至在今年4月还抛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的论调。在次贷危机急剧爆发之后，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更为直接的政府干预措施，可长达数页救市报告充分说明了该计划的仓促性。即便国会无法在程序上阻止计划通过，其真正的救市效果也很难得到保障。

　　 首先，救市计划未能提出完备的金融机构救助、国有化运作与监管、私有化重返市场的一整套计划，缺乏这样实际操作的构架，救市的后续进展很难得到明确界定。看来，即将离职的布什政府极可能把这一“烂摊子”丢给其继承人去处理。

　　 此外，在金融机构国有化运作过程中并未明确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那么很难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尤其是对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冒较大的风险进行投机以获取高回报，或者通过内幕交易将公共利益转移为私有利益均可能出现，而一旦风险暴露，则可通过政府补贴弥补。如果不能在后续的措施中不断完善对纳税人的保护措施，那些机制设计上的问题仅仅靠保尔森所说的引入华尔街“经验人士”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经验人士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华尔街百年老店拖入了破产的深渊。

　　 就对中国的冲击而言，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直接拯救了处于困境的房地美、房利美，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直接持有数千亿这些公司债券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是也应该看到，华盛顿为危机融资的主要手段依然是传统的国债。而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截至今年7月，日本持有美国国债最多，为5934亿美元，其次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187亿美元。随着美国救市计划的扩大，美元汇率极可能在转强之后再度走弱。而美元贬值之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不得不面临持续缩水的可能。

　　 此外，美元汇率下跌，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再次上调，届时对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增大。最近以来持续扩大的PPI与CPI剪刀差可能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并最终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成本上升和最终商品价格难以上涨之间的冲突，直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