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陈云同志思想的研究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基本上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内容是讲如何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已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陈云同志经济思想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陈云同志是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但也正是他，在我们党内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个体经营和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率先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为人们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他的经济思想并不仅仅限于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体现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体现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这里所说的研究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一、在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方面

　　 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此，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问题往往就出在一些同志忘记了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上。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是如此，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现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为建开发区、建工厂而违规侵占农田的现象，就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衡量有没有做到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在投资上是否处理好了扩大基本建设与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陈云同志就指出：“应该对搞工业的同志讲清楚，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同志对国民经济调整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建规模，致使物价上涨。陈云同志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另外，他认为，工业建设不仅要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进行，而且不能以牺牲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职工的安全生产为代价。直到晚年，他还在不断呼吁，要防止环境污染和企业承包后硬拼设备。

　　 陈云同志在1979年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对于从国情出发搞建设，他讲得比较多的有三件事。首先，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他就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改革开放后，他针对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反复提醒大家，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粮食产量。1982年和1983年，粮食连续两年大丰收，一些同志认为粮食问题过关了。陈云同志说，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要进口。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遗憾的是，他的提醒未能引起足够注意，结果粮食连续四年减产。其次，是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节约问题。早在建国之初，陈云同志就指出：我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南水北调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反复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水资源的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普遍存在的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他也提出警告，认为应当引起大家重视。再次，是人口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深感人口多虽然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但也造成了人均资源少、市场供应难、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因此，他非常支持计划生育的主张。

　　 二、在经济运行状态与增长方式方面

　　 经济运行究竟是平稳发展好，还是一起一落地跳跃式发展好？经济增长究竟是围绕速度、数量、产值好，还是围绕质量、品种、效益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后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上世纪50年代有一种理论，叫“积极平衡”，说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不应当消极地维护旧的平衡，而应当积极地打破旧平衡，寻找新平衡。陈云同志不同意这个理论，他说：“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他说：我国经济落后，又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必然是一种紧张的平衡，建设和民生样样宽裕是不会有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当时，有的同志头脑又有些发热。对此，陈云同志强调，翻两番“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1984年和1985年上半年，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陈云同志告诫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他说，如果不降下来，“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这些关于经济要平稳，要重质量、效益的发展思路，无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有主张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周期波动的学说。可见，经济应当平稳发展，乃是人类关于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共同的超越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

　　 怎样才能做到经济平稳发展呢？陈云同志认为，必须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为了做到按比例发展，他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方法。其中有些原则，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适用的。比如，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今天，我们对国力已经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计算了，但土地、水、石油等等资源仍然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人均耕地、水资源、石油资源，都比世界人均占有量低。石油虽然可以进口，但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在制定建设与社会发展目标时，仍然不能不考虑与国力是否适应的问题。再比如，关于“平衡要从短线开始”的原则。陈云同志说：“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改革开放后，他根据这一原则，又提出国家要集中资金，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许多重大比例关系，如三次产业的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等也要进行协调，仍然存在以什么原则来指导的问题。一些同志喜欢引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木桶定律”，实际上，“短线平衡”的原则与“木桶定律”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则。

　　 三、在宏观经济的调控方面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矛盾关系。过去，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无论哪种提法，所要表述的意思都是：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经济，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他说：“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可见，在他的话语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实质正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他所说的要加强国家计划管理，往往指的就是加强宏观控制。

　　 对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陈云同志曾作过一个比喻，即“鸟与笼子”。对这个比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则认为，它道出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真谛。一些西方学者也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值得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陈云同志所说的“笼子”，并非一些人望文生义理解的那样，真的如同“鸟笼”那样狭小。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个“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陈云同志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为此，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重要原则，即“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他说，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投资主体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发生了重复建设，被淘汰的企业损失在老板，工人自有各项社会保险负责。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基本上还是国家和集体的企业，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全民和集体的。即使投资主体是个人，由于后面往往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资金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一旦出问题，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另外，我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企业一旦垮台，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等等善后问题，最终还是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

　　 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途径和手段，陈云同志也作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有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再适用，但有一些即使拿到现在也是适用的。比如，他强调国家手里一定要储备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外汇；货币发行权要归中央，必要时可以紧缩银根；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要占较大比重；不要从根本上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等等。这些论述归结起来，一是必要时要进行国家干预，二是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事实反复证明，在我们国家，只有经济手段而没有国家干预和中央权威，要想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很困难的。

　　 当前，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要把研究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与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这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智慧和营养，使其在指导建设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朱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