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不除，“唯官是贵”难破。要打破“唯官是贵”的现状，就需要革除官本位，一切不能以权力为主导，同时削弱权力的附加值，让权力回归平凡，不那么具有诱惑力。否则，如果习惯于以行政级别评判、评定专业技术人员，把握不好就会弄巧成拙。

　　 深圳已被国家公务员局批复同意开展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试点。这次改革将按职位性质把全市公务员职位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大职类。这样，公务员的晋升渠道除了科长、处长等行政级别外，还有专业技术级别的提高，相应的待遇也随技术级别的提高而改变，这就打破以往“唯官是贵”的单一职业发展模式。

　　 诚然，现行的公务员治理体系只有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个系列，是按级别治理，而不是按类别、按职位治理。实行职业分类后，专业技术级别的提高，相应的待遇也随技术级别的提高而改变。同时，在这种体系内，一个文员就有可能升迁至处长、甚至是局长。由此而言，职位分类有利于打破“唯官是贵”。

　　 但是，如果不革除官本位的浓厚氛围，职位分类制反而会强化官本位思潮。根据职位分类制，随着技术级别的提高，技术人员不仅在待遇上会有所提升，在公务员晋升渠道上也有提高的可能。换言之，专业技术人员不再“边缘化”，也能博得一官半职。表面看，这是打破“唯官是贵”，即官员的晋升来源不再是权力序列中的各级公务员。实际上，这就陷入了另一种悖论，即评价专业技术人员仍然“唯官是举”，“唯官是贵”，只有给专业技术人员辅以必要的官阶，才能显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肯定和重视。

　　 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报道，今年年初，某省奖励三名有贡献突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具体是如何奖励的呢？报道称，奖励的内容包括住房、配备秘书和重点实验室等等，有个细节是，住房前面有个定语“省级领导”，即省级领导住房。由是观之，住房也是分等级的。有省级领导住房就有市级领导住房、县级领导住房吧？应该说，重视和奖励院士并无不可，但为何刻意注明省级领导呢？不管这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隐约暴露出了官本位意识的倾向。

　　 据说，许多行当都评职称，比如相声演员中，一级演员是正高，相当于正教授，二级演员是副高，相当于副教授，以此类推。相映成趣的是，在一些高校，早就盛行教授与行政级别挂钩了。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就说：“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起来。比如说，非要给教授定个处级待遇，这其实很荒唐。”其实，教授享受处级待遇，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并且教授要按行政级别享有补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吉德曾撰文称，“正处级＝教授”是指现在很多大学在实行岗位津贴制时规定，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正处级(依次类推，副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副处级，讲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科级)。

　　 陈吉德还透露，某大学在一次干部任前公示中有这样一句话：“……现拟提拔××教授为副处级领导干部……”。“提拔”一词意蕴丰富，既说明其实在一些高校中，已经在推行职业分类制了，教授可以“提拔”为副处级领导了，还说明教授毕竟是教授，名为享受处级待遇，但实际上和处级领导、副处级领导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何会出现四十个教授争当一处长的新闻。

　　 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认为，中国大学之所以“难出大师”，是因为有六大原因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其中之一即是高校行政化倾向严重，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未能确立。高校行政化、官本位意识很浓，教师位于学校管理底层，教授争当部处级领导的事屡见不鲜。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教授而言，他们最缺的未必是行政级别，如果没有自由独立的学术制度，他们必然急功近利，追逐更实惠的权力了。教授如此，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也是如此，对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他们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权力的肯定，也不是以权位作犒赏，而是能多出成绩，拥有多出成就、出好成就的土壤。

　　 官本位不除，“唯官是贵”难破。要打破“唯官是贵”的现状，就需要革除官本位，一切不能以权力为主导，同时削弱权力的附加值，让权力回归平凡，不那么具有诱惑力。否则，如果习惯于以行政级别评判、评定专业技术人员，把握不好就会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