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个人，中国的税负还是很重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工商联兼职主席袁志敏在被问及对中国税负有何看法时，直言不讳地说，过重的税负令企业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

　　虽然支持征收房地产税，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赞同结构性减税。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征收的税负相对国外来说显得太轻。

　　两会上的税负之争不时可见。前几天，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甘连舫在分组讨论时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同组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现场回应：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不可能。

　　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则提出了议案，建议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这份议案揭示了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事实——现有的18大税种中，只有少数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批准，其他都是授权国务院作暂行规定或条例。

　　国家财税的增长显而易见。十几年里，GDP从当初的几万亿，增长至现在50多万亿；税收也从原来的万把亿，增长至现在的十几万亿，税收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与此同时，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贫富差距，人们还不时听到各种增加新税种的建议，诸如遗产税、房产税、排污税之类，而很少看到减税的举措——纳税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负担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减税因素，尚未在个税中有所体现。两相对比，不免产生税负重的感觉。

　　税收改革，并不是只征税不减税。客观而言，这些年，也确实减免了一些，而征税容易减税难的错觉，主要是因为许多税收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未经人大立法同意的一些税收，实际上绕过了纳税人知情这一关。一些地方这几年试点的房产税等，就大多存在这一缺陷。

　　行政部门有着天然的扩权冲动，税收越多，政府口袋里的钱就越多，花钱就越容易。尽管人大可以授权相关部门立法，但税收立法权的“旁落”，必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行政机构绕过漫长的立法程序，出台各种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导致税负只增不减。

　　“无同意，不纳税”的税收原则，早在数百年前的代议制政治中就已确定。不管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还是中国历史上反抗皇粮捐税的起义，都与税收不无关系。因而，温家宝总理才会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税收并不是越少越好，也并非多多益善。为什么征税，征收的各种税都用于何处，纳税人要知情。两会上，认真审议、讨论政府预算报告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说明纳税人的权利正在得到尊重。看好了“钱袋子”，让政府不乱花钱，纳税人缴起税来才能心甘情愿。

　　政府需要靠赋税来运转，公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需要公共财政来保障。纳税是义务也是权利，作为代议与立法机构，大人首先就是议税的地方。哪些税该征，哪些不该征；哪些税种可以增加，哪些税收相应减免；都应该拿到两会上来议一议。征税的立法权属于人大，其“下放”的权力是否该收回，也需要好好议一议。让纳税人参与，广泛听取民意，符合立法程序，税收才有合法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才不会觉得税负重。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