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个地球上拥有世界遗产资源最多的地方之一。7月8日，由瑞士一家基金会发起的世界“新七大奇迹”全球海选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中国的长城名列其中。6月29日，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经过5天审议后完成了遗产评估和新遗产审议程序，中国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从而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增至35处，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位。事实上，在国内，目前申报世界遗产的风潮已经越来越热烈，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第一大国也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然而，当人们逐渐熟悉了解了世界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之后，却开始不断提出疑问：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负担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我们要在维护世界遗产的全球行动中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黄牌之争：焦点却在“黄牌”之外

　　6月29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确定目前世界遗产总数为851处，其中文化遗产660处，自然遗产166处，混合遗产25处。同一天，该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后认定，由于阿曼将“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面积缩减了90%，这一保护区已名存实亡，不再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因此决定将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这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将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除名。这给所有已经被列入和正在申请世界遗产的地方敲响了警钟。

　　然而，令中国人更为担忧的是，有报道说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30多项世界遗产中，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等6处，已经被“亮黄牌”警告要求整改。对于敏感的“黄牌”说法，国家文物局特地辟谣表示，对于世界遗产来讲，从程序上说，没有亮黄牌的说法，但每次的遗产大会都会对一些遗产地的保护状况进行“关注”，以引起所属国的重视。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遗产地的保护现状、修复原则等，需要中国方面在大会作出说明。此次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就三江并流等项目向大会提交保护、整改报告，就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作出解释，这与遗产地列入濒危名单是两回事。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新西兰出席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时也特别强调，一些国内媒体称中国有六处世界遗产在本届大会上被亮黄牌“纯属误传，是对大会程序的误解。”

　　一时间，人们对世界遗产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想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遗产到底保护得怎么样？近期会不会有中国的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目录”。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文物界有关人士。该人士对记者解释说：“在所谓遭到黄牌警告的6处世界遗产中，目前争论比较多、引起世界范围内关注的还主要是在2003年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称为三江并流，它被世遗委员会连续关注并警告。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遗产委员会接受了中国报告，三江并流保护、整改方案通过审议。”

　　但这种暂时的安全却并没有得到国内舆论的普遍认可。人们的目光显然并没有被所谓的“黄牌之争”所局限。人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保护好手中的世界遗产。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对记者表示：“世界遗产要申报，更要维护”。她告诉记者，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中已经有一些被列入濒危名录，其中包括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而中国一直在为我们的“世界遗产”没有一个进入了濒危名录而自豪。然而，我们已有遗产地连续3年遭到“黄牌”警告。我们在继续志在必得新的世界遗产的时候，更应该为“世界遗产”继续承担我们这代人的义务和责任。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兼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谈到中国的世界遗产时表示，从目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世界遗产为什么会这么热？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有什么好处？他说：“很多人以为，申报遗产就是为了获取旅游利益，甚至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公众也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这上面，我们很理解各地政府和公众对于眼前效益、局部效益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正当的，是应该予以满足的，我想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世界遗产首先要注意到它的综合效应和根本效应。”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证明国内在申遗方面的误区：“云南的石林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没有成功，后来一个权威的世界遗产专家来考察的时候悄悄地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的石林，从地质年代，保存规模品位等等各方面，毫无疑问是够世界遗产水准的，但是你们能不能找一个没有任何现代人工痕迹的石林来申报！”郭旃强调说，文物真实性、完整性和它自然的环境景观是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标准。而这些，恰恰是国内许多地方不重视的，有些甚至为了申遗而对原来的景观进行了破坏！

　　黄灯频闪：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

　　对“黄牌”说法的更正并不能真正消除世界遗产在中国面临的保护和开发的窘境。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黄灯已经亮起。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列入该名录的遗产首先要具备世界遗产的资格，同时面临被毁坏的危险。被列入“濒危目录”一段时间后，可能将被取消“世界遗产”的称号。在紧急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可以在任何时候把面临上述危险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有濒危遗产的国家可以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援助申请。当然，如果濒危世界遗产遭遇的威胁解除，也可将其从名单上去除。同样在今年6月26日，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塞内加尔的尼奥科洛科巴国家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名单”。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发现来自中国的世界遗产的名字。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可以高枕无忧了。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虽然三江并流的所在地云南省政府最近表示已经关闭遗产地的100多个开矿点，还有10多个也会陆续关闭，而且承诺今后将会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但这并没有消除外界的怀疑。

　　“三江并流”由于在怒江建大坝、水力发电等设施而一直以来被世界遗产专家“质疑”。他们要求中国必须为在怒江中游建大坝等工程可能对“三江并流”带来的环境破坏作一份完整的评估报告，并于明年的世遗大会上提交。世遗专家还特别要求，中国将对“三江并流”附近的每一个工程计划都及时公开透明地公之于众，并且表示：“希望中国享有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都能从‘三江并流’中认识到，成为世界遗产更多地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远不仅是享受旅游收益，可以随意开发那么简单。”一直关注三江并流命运的汪永晨也对记者介绍说：“2006年7月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水电开发的勘探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坝建设启动，必将对它的美学价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四年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一直处在濒危的边缘。”与三江并流面对的复杂局面相比，其它世界遗产的问题相对简单得多。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带来的“非议”主要是保护、修复原则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记者就“黄牌事件”对一位故宫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他介绍说，针对故宫的质疑主要涉及近几年故宫大修的程序和方法，比如彩绘和木质结构材料的更换等，有国外专家认为，这是过度维修的做法。其他几处遗产有类似的问题，也有游客过多、周围建设项目影响保护等问题。他表示：“中国文物部门和遗产保护单位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西古建筑形式不同，中外在遗产维护上也存在理念分歧。比如我们的建筑大多是木制屋顶的，与西方的石头建筑不能执行同样标准。”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今年5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60余位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代表花3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随后就三地修复工作以及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修缮的理念与准则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中外专家经过深入严肃的讨论和考察，达成很多共识，并原则通过了《北京文件》，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些问题达成理解。西方专家对故宫大修等问题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释。”

　　面对亮起的黄灯，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国家文物局提出要彻底扭转“重申报，轻管理”的局面。在2006年底召开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国家文物局提出要以世界一流的管理保护好世界一流的遗产，并以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和服务为标杆，促进和带动整个文物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该局提出应加大对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遗产地的管理力度，对《预备名单》实施动态管理；加强国际合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多方位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王京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