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不会继续传导

　　那么，CPI的上涨会不会继续向宏观经济的其他领域传导？或者说，在其他的宏观经济领域中是否仍存在将会诱导价格持续走高的因素？

　　除了食品价格外，在CPI中还有两个指标值得关注，一是居住类价格，二是耐用消费品价格。之所以要单独提出这两个指标，是因为前者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密切相关，而后者的上涨则正是我国此前发生通胀的重要指标；而且，这两个指标都与工业生产、投资等密切相关。

　　先看耐用消费品。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曾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通货膨胀，一次是在1988年至1989年，通货膨胀率的峰值达到18%；另一次是1992年至1994年，通货膨胀率的峰值达到24%。在这两次通胀中，都曾经发生过日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疯长和抢购热潮。比如，1988年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零售量分别增长20%至50%，日用品类价格上升了12.2%；1994年家庭设备及用品价格上涨了12%。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耐用消费品价格的增幅一直是负数，从去年开始才成为正数”，对于5月耐用消费品2.4%的增幅，袁钢明认为这是正常的，“适度上涨并不意味着通胀，而且要好于下降，因为它有利于产品更新换代，不能说下降才是安全的”。从这个指标上分析，袁钢明认为，今年耐用消费品价格的适度上涨是合理的，不同于上两次通胀的情况。

　　再看居住类价格，5月份其涨幅达到了4%，在CPI中也处于高位。接受采访的研究者们都指出这反映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行，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的销售价格上涨6.1%，特别是以前的非热点城市如深圳等房价上涨很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因此，袁钢明提醒，要继续对高档、投机型房地产进行调控，以防累积风险和泡沫。

　　这两个指标都与工业消费品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今年的情况看，工业消费品涨幅并不高。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2.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6%。

　　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作出的宏观经济预测报告分析认为，PPI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都摆脱了2003～2006年的高位运行状态，进入平稳、适度区间。这说明CPI并没有来自上游产业和生产环节的上涨压力。

　　而同时，工业品价格向CPI传递的周期也由1年增加到2.5年，传递率从85%大幅度下降到31%。2003年到2006年工业品价格指数高于CPI的格局在2007年2月已被打破，CPI高于工业品价格指数平均达到0.35%。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真正的通货膨胀会出现货币增长过快，尤其是出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情况。而最近两年我国虽然工资有所上涨，但企业利润的增长幅度仍远远超过工资上涨的幅度，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因工资增长而产品提价的情况，因此不存在工资上涨引起物资的上涨压力，也不会出现全面通货膨胀。而且在他看来，只要CPI不超过5%，都只能称之为“物价上涨”，而不能叫做“通货膨胀”，5%到8%只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只有8%以上才是通货膨胀。

　　张立群则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当前的供给潜力很大：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资金、劳动力、技术都有充足的保障；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对于市场的反应越来越灵敏，市场短缺什么，企业就会很快组织生产出来。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粮食供给基础，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存在短缺，不会发生因短缺所致的通胀。

　　“CPI增长3%这是去年提出的调控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并不是指令性的或是强制性的”，张立群认为，从国际上来看，CPI增长3%也是一种非常温和的价格上涨，不会对于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且，当前价格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其增幅会超3%，但从全年来看，也不会距离3%远很多，预计还将在当初调控目标范围附近”。

　　袁钢明则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具体数字的高低，而是要看宏观经济中各个指标是否均衡，“经济要处于稍微上涨、略有通胀危险的情况下，才更有活力；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偏冷，伴生而来的则是失业增多、收入下降，那么老百姓将更难以承受”。

　　货币政策重新“适度从紧”

　　尽管CPI的走势并没有想象中值得忧虑，但是研究者们也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价格上涨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在于资产价格上涨，在于日益增大的流动性过剩压力。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经济“热不热”已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将之表述为“上半年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更加明显”。

　　而在《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张立群仍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宏观经济“高位走稳”，从投资来看，由于市场上没有明显的供不应求，因此也不可能实现涨价带来的超额利润，这使得企业在投资时将会更多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的风险，因而，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投资不可能继续大规模扩张；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央对地方的调控越来越见效，“两道闸门一道门槛”的强度也越来越高，而新上任的地方领导则大多选择从民生、环保等方面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所以，今年由政府拉动的投资也不可能实现较大的增长。

　　赵宝华认为，总体来看，宏观经济运行短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总需求扩张明显，CPI上涨明显。但前瞻地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转型、结构优化的发展阶段，宏观经济仍然有可能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好势头。

　　袁钢明则选择另一个角度，从宏观调控部门的调控措施来反观宏观经济。他分析说，不同于此前几年从一二季度开始采取行政手段的情况，今年调控部门至今都没采取行政措施调控，相反则更多的采取经济手段调控，这说明，决策层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清楚的。

　　“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打压’措施，这也可以是保持经济目前状态的维持性措施”，袁钢明认为，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加息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措施，甚至是一个支持经济以目前态势继续进行的鼓励性措施。“判断是否过热，并不是简单地看GDP的增长速度，而是要看有没有通货膨胀、是否出现煤电油运的短缺”，在他看来，“今年的态势比原来要缓和，而宏观调控则是要保持今年以来又好又快的态势”。

　　但在采访中，研究者们都提出了要谨防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6月份，我国贸易顺差达269.1亿美元，再创新高；上半年贸易顺差达1125.3亿美元，同比增长84.3%；同时，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这意味着流动性过剩将继续累积。

　　为缓解流动性过剩，在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近年来首次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了“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向。

　　今年以来，央行已多次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并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截至6月21日，今年发行央行票据已超2.5万亿元。同时，财政部还发行了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同时，自7月1日起，我国调整实施共涉及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

　　“流动性是一个难题”，袁钢明认为，增加流动性就是为了提升经济，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放松货币增加投放，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经济上升起来后，就可能出现货币太多，甚至成为灾难。但是，想要没有流动性过多而把经济提升上去则是不可能的，这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潜在冲击，“要热运行就是要防范流动性”。他认为，当前收缩流动性的手段是有效的，而这个时候可以由国家收住热钱投资，即“收住热钱，来做冷事”，这将是一举多得的。(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