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近一个星期的约访，终于有机会同余秋雨先生坐在一起。整整一个下午的采访在轻松、愉快的对话中结束，余秋雨在笔者带去的题词本上认真地题写了“行者无疆”4字。

　　余秋雨是文人，是学者，他则说自己是一位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正是这位“走得最远的文人”挖掘到了中华古国的文化基因……

　　用生命走文化的路

　　离开上海戏剧学院后，余秋雨“踩”着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要害部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这一走就是好些年了。这些年来他写下了数不清的文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都是一本本沉甸甸的系列散文佳作。

　　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一个个文化古迹在他眼里变得有生命、有温度。他那荡气回肠而又不失温柔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散文的另一种天地和魅力。

　　1999年，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制定了一个“千禧之旅”的计划，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跟着考察队从香港出发，途经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等10个国家，跋涉4万公里，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这一路，考察了曾经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的人类其他重大文明遗址，例如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犹太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真切地体验到那些文明逐一消亡和中断的原因，因此也发现了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这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有人谈论过，却从来没有人以中华文明立场来系统考察过。我的考察过程，天天由凤凰卫视同步直播，因此全球华人观众都一起参与了。”

　　在“千禧之旅”的途中，很多住地无法写作，余秋雨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甚至造成了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不少错讹。

　　余秋雨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么多地方，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因为我们走过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保护，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马可·波罗时代那种考察的雄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考察，我们感到骄傲。我的妻子马兰是在家里抱着电视机，每天抱着电视机，除了睡觉以外就抱着电视机，希望丈夫能回来。”

　　在伊拉克，节目组失踪了两天，完全断绝消息，那整整两天，马兰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睡，为丈夫担心，为丈夫祈祷。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秋雨仍然每天在奔波，在考察，在做节目，还要写文章。

　　“当时正在搬家。”马兰说，当我搬家的时候，120多箱书，还有大量的报纸、杂志，都是他的，仿佛还带着他的体温。那时候我只有一种感觉，我为丈夫感到骄傲，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在走这条文化的路。我支持他这样做，我鼓励他这样做。有了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他，埋没不掉余秋雨。

　　空间决定生命的质量

　　“有人说我是走得最远的文人，这我承认。我喜欢走来走去。我喜欢的文人也老在路上走来走去。”余秋雨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时间变化其实很小，人生不过百年嘛，但空间度量是很大的，可以说，空间距离决定你生命的质量，只有对空间有了足够的了解，你才能摆脱了卑微的状态。”余秋雨认为，从人性的原则来看，休闲度假期间，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使一个案牍劳形的人，成为一个自然人。他笑着说：“我们旅游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西方人工作是为了旅游。在西方旅游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余秋雨那别具一格的文化游记风格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写文化游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历史遗迹当中所产生的震撼型感动，我要抓住它并努力寻找其产生的原因。我写文化游记，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把知识和旅游点拼装到一起就行了，而是每到一处时，当我被深深震撼以后，没找出原因之前我绝不动笔，我要给自己留出好多问号，一个问号就是一篇散文。我也曾在许多美丽的胜地没写出文章，比如张家界，我承认它很美，但我在它的怀抱里没能被震撼。寻找景点内涵，实际上就是寻找我生命中的震撼。”

　　“我是在走出了中国之后，反而更加了解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问。”余秋雨再一次向我们阐明，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而必须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获得：“到过那些地方才明白，中华文化从几千年延续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因为有的地方同样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但文明已经破碎，而中华文明仍然活下来了。”

　　向世界阐释中华文化

　　考察回来，余秋雨发现世界对中国的顾虑越来越大，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越来越严重。为此，余秋雨焦急地要向海内外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现状和出路。正好海内外也迫切地期待着这样的演讲，纷纷来邀请，因此他找到了自己新的讲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国会图书馆、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等机构巡回演讲时，每一场都人满为患。

　　大量演讲，使余秋雨切身感受到世界各地渴望了解中华文化，“而我们以前的话语范本又实在太死板，太老旧，早已失去与外界对话的可能。但我年岁已经不小，不可能老是这么巡回演讲，因此受邀于香港凤凰卫视开设《秋雨时分》，系统讲述中华文明的当代误区、中华文明的长寿秘密、中华文明的历史欠缺和中华文明的珍贵记忆4个部分，让全球各地的华人观众都听听。这在电视上是个冒险，因为等于把一个完整的课程分割成很多碎块，每天严肃地播出一小段，打破了广大观众收看电视的习惯。但现在看来，很多观众已经适应，每天都在看。”

　　邱吉尔说，两分钟的演讲，他要准备半个月；5分钟的演讲，要准备1星期；1小时的演讲，不必准备，立即就可以开始。对此，余秋雨深有同感。“如果《秋雨时分》每天是半小时，我就轻松多了，几乎不必准备。但现在是三分半钟，我必须字字计较，非常麻烦。当然，我还是乐此不疲。”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