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钦是一个矫治成功的典型。但有些学生却与之相反，从工读学校毕业后却又走向犯罪的道路。周龙说：“这让工读学校感到困惑。”
在对劲松六中2002届毕业生的调查中显示：调查到的29人中，有11人毕业以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其中10人在毕业以后抢劫受过处罚，1人强奸受过处罚，犯罪率达到38%。在调查到的29人中有16人进入普通职高，进入普通高中2人。
“目前我国的工读教育主要接收初中学生，到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就结束，这不利于工读学生不良行为的矫治。因为初中学生生理、心理发育均不成熟，特别是这些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他们心理脆弱、意志薄弱。在工读学校接受两至三年的教育后，工读学校的强化管理及法纪教育，暂时可以扼制住这些孩子不良行为的发展，但是对他们不良行为的矫治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即使矫治后，也需要有较长一段巩固期，要真正完成对他们的矫治，基本上只有在接近成年以后。”
周龙表示，如果他们转入其他学校去上高中，新学校不了解情况，容易使他们老“病”复发，不能很好地接受教育和管理而被除名。从对矫治他们不良行为的需要上来说，工读教育应延伸到高中。在初中毕业时终止工读教育，通过升学考试转人其他学校学习，将会使多数学生由于成绩差考不上学校而终止学习，又没有技能专长而不能自食其力，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认为：“工读学校的学生接受教育矫正的期限也不符合‘成比例原则’。19 8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教委、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中只是规定：工读学校的学习年限，根据学生原有文化程度和接受教育的表现，一般可确定为二至三年。这样一个笼统的规定，没有针对问题学生严重程度的鉴定和评估，没有矫正期间长短的法定标准和依据，没有规定结束矫正的审查程序，行政部门可以自由裁量，随意性很大，也难免造成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
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工读学校只有初中，刘桂明说：“2005年，我们与中央综治委预防办、团中央权益部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工读学校的调研，工读学校教学建制的整体情况大概是这样的：95.3%的学校有初中；7.8 %的学校有高中；31.3%的学校有初职；12.5%的学校有职业高中；另有9.4%的学校有其他形式。”据了解，上海十余所工读学校中有4所学校开展了向高中阶段延伸的教育，上海是目前工读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改革中走得最远的地区。
上海的工读教育改革，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校主动为本校初中毕业生提供高中阶段教育，给尚未“痊愈”的初中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调适的环境；另一种是，工读学校与高中阶段的学校开展双向延伸服务。如职业学校将需要进行心理行为矫治的职高学生送工读学校进行短期矫治，并对工读的初中毕业生优先接纳；工读学校指派教师定期到职业学校巡访，进行跟踪教育，发现不良苗子及时提出教育办法，将行为不良学生收回“治疗”。
北京的工读教育改革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工读、职业教育一体化”模式。比较典型的学校如朝阳区劲松六中和海淀寄读学校。学校可对工读、职教两个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对那些进入本校职高部就读的原工读学生也便于进行跟踪教育。
对工读教育的偏见
像北京、上海这样对工读教育进行改革的还是少数。“实际上，工读学校的发展并不乐观。”刘桂明表示，“文革”后工读学校复办阶段数量达到顶峰，全国有工读学校近150所，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工读教育开始出现危机，工读学校的数量每年以2%至3%的速度下降。截至2005年6月的调研，全国工读学校已经降至67所，其中还有4所只是空壳，没有学生。全国尚有9个省、区没有工读学校，其中包括山东、河北这样的人口大省。
“许多学校因为没有生源逐渐关、停、并、转，目前，还有一半以上的工读学校面临生源问题。没有人希望工读学校生源爆满，问题少年是越少越好。但是，我国目前出现的生源不足问题并非因为社会上的不良少年数量在减少，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刘桂明告诉记者，最主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不愿意”。
2002年“蓝极速”网吧事件震惊全国。2002年6月16日凌晨，北京市三名中学生因与网吧经营者的私人恩怨，用汽油在位于海淀区一个大院内的“蓝极速”网吧门口纵火，造成25人死亡、多人受伤。两名主犯分别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因表现良好，减刑至有期徒刑18年。即便如此，他们的花季年华也必将在监狱的高墙内度过。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校长肖建国说：“蓝极速网吧事件涉及的三个孩子，出事前他们在学校里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天天旷课、泡网吧。我们的校外教育老师跟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接触过，当地街道综治办也找他们谈，希望他们把孩子送到工读学校来。但是家长的工作没有做通，最后没进来，如果进来的话，因为咱这儿是寄宿制管理，每周五回家，他也不至于整天泡在网吧里，更不至于在这么短时间和网吧经营者闹矛盾，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这起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如果没有人们对工读教育的偏见，没有家长对工读教育的拒绝，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这个事件无论是对孩子、家长、还是对工读学校都是很大的遗憾。”刘桂明说。
“强制入学”的争议
据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工读学校一般实行强制入学，普通学校把本校不能教育也不愿教育的学生上报教育主管部门，核实后由公安部门协同将学生送进工读学校。后来，强制入学的做法逐渐被废止。
“很多地方不再强制学生入学，城市家长因为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发展越来越不愿意送子女入学，导致生源大幅度下降。”刘桂明表示，以前强制学生入学的主要依据是《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但这一规定的性质属于准行政法规的性质，不具有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通过的法律的性质。“因此，从法律依据上，如果今天还有公安部门强行将问题少年送入工读学校已经没有了法律依据，其合法性是要受到质疑的。”
“一些工读学校也意识到强制入学好像不合时宜了，因此采取了‘三自愿’的原则。但是这种做法的一个负面后果是导致很多应该进工读学校的学生进不来，有的还留在普通学校，有的已经流失到社会上，无所事事，为非作歹。考虑到这种干预的实质性需要，尽管面临合法性质疑，有的地方仍然坚持公安强行输送生源。”
刘桂明认为，尽管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强制性的措施缺少合法依据，但是，这应该只是外在的立法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而非实质上的干预与否的问题。具体如何规定，共青团正在与教育行政、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民政、劳动社会保障等部门积极协调，争取早日推出一个科学化、人性化的办法。
(文中曾钦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