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惠：在前年我办了一个案子，是一个盗窃案。在西客站，犯罪分子坐火车来了以后，偷一个女的包，她丈夫刚好在边上，发现了，这个小偷就跑，追到不到100米，警察就给拦住了，但是她丈夫坐地上就死了，就这么一个小案子，我就感觉到应该做个宣传，我们就写文章分析了案件相关法律问题。文章发表后，有广东的，有其他地方的群众给我打电话，咨询法律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服务，这种服务是无偿的。打电话我就接，有什么问题，刑事问题，马上就给人家解释，有时候也要安抚一下人家。有的想告状的，我就说，这个案子通过咱们检察机关审查后处理肯定是公正的。当时半个月，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也说服了很多人。所以，适度的宣传对我们检察机关为促进社会和谐，为人民服务有好处。

　　许身健：对，检察官和传媒适当接触确实比较重要，这个案件大家关注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最关心的是在法律面前标准是不是一个，名人犯罪是很多的，是不是窦唯这个人因为处于事业的低谷了，钱也比较少了，就同情他，处理得轻。也有人担心，在演艺圈，有一些人做的事比他严重的多，最后不了了之了，所以就存在这样的疑问，是不是窦唯是比较软的柿子，拿去捏呀。而这个案子，我和你们接触后，觉得处理是非常公正的，所以检察官要接触媒体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交流，你不交流的话，别人会有很多的遐想。

　　刘文惠：做为检察官来说，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检察官也要融入社会中去，人的追求也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跟黑暗面打交道多了，自己也需要净化自己。

　　主持人：像窦唯案，一开始权益受到侵犯之后，应该以什么样的正当途径处理呢？您接触窦唯这么长时间，窦唯在犯罪之前知道是犯罪行为吗？

　　刘文惠：他应该知道，但是他就想用这种方法，他就认为个人的力量无法跟集团的力量抗衡，他就觉得报社是一个集团，我们不去评价报社的报道是对还是错，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你是报社，你侵犯我的利益了，但是我自己的力量达不到，我想找写这个的记者都找不到，他就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把事闹大了，就有人管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一开始特别幼稚的一种想法。我接触，窦唯还是挺朴实的一个人。

　　许身健：我觉得是两方面来看，我觉得新京报，我个人理解，写这样的报道是非常可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京报的宗旨就是理性…，新京报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报纸，现在中国的报纸存在什么问题，在国外的话大报和小报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大报像纽约时报，是非常严肃的报纸，小报的话，花花绿绿，美女，花边新闻，这是小报。严肃的报纸不应该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报纸也是小报化，低级趣味。当然检察日报没有。说到大报小报，他报道的时候，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些问题不能深入报道，但是像这种报道歌星的事，大家都喜欢看，为了提高卖点，包括销量大了以后，广告量会比较多，所以就登这些，我觉得新京报，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围绕窦唯这样的事弄。

　　许身健：第二，窦唯这个人，我很同情，如果窦唯是非常老练的歌星，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你做为一个公众人物，您就应该习惯这种东西，狗仔队、摄像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要主动吸引，主动爆料，他这样的话，窦唯非常的厌恶，像北京人黎明，他也非常苦恼，有人骂他，他就冲着洗手间骂两句，把水一冲就完了，这就是非常职业的，你要忍一忍，因为你和小报是一种共荣的关系。窦唯就一把火烧了，我就认为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明星，他就想自己封闭起来搞自己的东西，出现这样的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同情他的，我也为新京报这样的报纸感到惋惜。

　　主持人：如果从法律手段方面，窦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呢，一开始能够做些什么呢？

　　许身健：我们从法律来讲，首先要跟报纸的记者交涉，你应该理性地说，如果能证明存在侵害的话，应该通过诉讼赔偿，为什么人们愿意采取暴力的手段呢，他觉得更加直接，因为他需要这样的过程，窦唯也是想的比较直接，就是暴力手段，但是说实话的话，如果你要冲动，不理性的话，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愿意不愿意承担呢，他心里最清楚，我觉得这个代价有点太高了。

　　易彬：一个是愿意不愿意承担，另外是不是值得承担。

　　主持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面对这种诉讼也好，侵权也好，应该公正的对待。

　　许身健：既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对自己的形象要非常关注，你应该比普通人更加健康，成龙这样的，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形象，烟不能抽了，我的意思是说，像刘德华这样的人，如果你出现问题之后，你的广告就要下来，广告商不能找你了，所以公众人物应该是一个表率。既然你受到了关注，有了知名度，同时你的行为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这也是必然的。

　　刘文惠：其实越是明星，越应该检点自己，像正常人一样遵纪守法，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不会受到伤害，自己的耻辱都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你的。这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

　　主持人：大陆演艺圈有很多年轻的名人，在守法方面不是很注重。

　　许身健：可能会有。

　　主持人：像韩寒的带枪问题。

　　许身健：我觉得演艺圈是公众人物，大家比较关注，一旦出了问题就满城风雨，是必然的，单凭这一点，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刚才你说的那种炒作手段也是有的，现在有些歌星、明星，经常自己弄点绯闻之类的，就是谁跟谁要分了，大家肯定知道这又以出什么新专辑了，我觉得这种手法没有什么创意，完全是被西方人玩剩下的。确实也是共谋的关系，英国的戴安娜，英国的小报经常给她揭露出来，现在据说，戴安娜很这种小报有共谋关系。

　　许身健：刚才我说了，在未来每个人只能出名5分钟，出名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开个会一样，一个会完了，一看这是我，每人注意你，发言知道你是谁，发言完了不知道你是谁。因为咱们是普通人无所谓，但是有些人是要靠这个名生活的，名人就是靠着名生活的，这个名气对他来讲就像空气一样，他能离开这个空气吗，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维持他的名气。你说他炒作，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们不需要炒作，他是需要。

　　我觉得窦唯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活在周围的世界里，他对媒体是不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老百姓都跟教授专家一样，这也是一种知情权，至少有很多人想了解这些问题，媒体有这个需要就要报，我只是说新京报作为一家大报，不应该特别纠缠这件事，新京报不报道，还有别的报纸报，窦唯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现这样的事是必然的，你把人家车烧了，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真正一个理性的人不会这样做的。你现在告新京报的话，关于媒体侵权的案子，在美国必须有一条，就是有故意的恶意，这很难证明。对媒体来讲，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多地限制言论自由，窦唯从自己的角度讲不能这样报，你很难确定有这样的恶意，他将来告，第一很难告赢，即使告赢的话，他的赔偿也是非常少，那你值吗？出了事之后，你自己的形象降低了，你自己的小孩本身受到打扰，你本身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好，还要请很多律师，雪上加霜，你这个代价未免太高了，而且这种炒作，窦唯并不需要，他并不是普通的一个人，自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结果被周围的世界还继续打扰，我觉得他应该反省一下，作为这样的艺术家，也应当适当地增加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我希望他以后适当地理智一点。

　　刘文惠：作为法律职业的人，咱只能是忠告，不要触犯法律。自己一年多担心受怕的，就是因为你受到追究了，将来怎么样处理你还不知道呢，以这个案件警醒其他的人，像民事案件可以和解，但是一旦走到公诉，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起诉，国家要投入多少的财力、物力，一旦触犯了，国家就要专政了，这种专政维护的是大家的利益。现在讲的态度就是一切，就是人生的态度。

　　易彬：我们感觉，无论怎么样，就是应该心中有法。如果认为被侵权了，你应该找的一个合适的方法维护你的权利。这种方式也可能是很无奈的，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中，在民事案件中，谁告谁举证，得你自己举证，很漫长，但是不管怎么漫长，在咱们国家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刑事案件解决的是他毁坏公司财物的行为，如果他认为什么样的人对他有侵权的话，他还是会采取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要求侵权方赔礼道歉，或者是赔偿损失。

　　许身健：检察日报提到一个法商的概念，现在是法律社会，现在也是权利的社会，我就觉得我们要分清我们本人的权利，他人的权利，还有国家社会的权利，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限度的，国家权利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行使，不要侵害别人的权利，假如说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之后，你自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你在你自己的范围活动之内，你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对于媒体，也应该注意，在行使自己新闻自由的时候，也不要侵害公众人物包括一般公民的权利，大家还是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活动。

　　主持人：您一开始提到看保安已经预料到窦唯要烧车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制止？

　　刘文惠：他是个名人，你过去搜他身，制止他，就侵犯他的利益了。因为他没有表示，窦唯说了，我要烧车了，他没有这个具体表示，我觉得人家做的还是对的，就感觉他可能要毁坏车，我做好准备就行了。

　　主持人：公众人物守法不守法，他们的表现和做法，对整个社会，对他的粉丝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刘文惠：我们尽量是按照现在社会和谐的角度，有利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来体现社会的公正，尤其是弱势群体，我办的一个案子，我在公诉的时候，内心里就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就是一个倒楣孩子，刚刚出生，是四川的一个女人生的，就给他抛弃了，被一个河南的拾荒者养着，大家两个没有户口，没有定居的地点，到了11岁的时候，养他的义父死了，他自己没有家了，不是河南人，也不是四川人，也不是北京人，没有户口，就跟着其他人在北京西口站偷手机，抓住这种人，无家无业的怎么办，就给他关起来，数额较大，按照法律规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就说您对我这么好，我还在监狱待着吧，我出去最起码没有住的地方，在监狱里有住的地方，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帮助，有时候真是无能为力，就特别想帮助他，咱们取保候审，兜里有50块钱，他在看守所没有钱，给你，你别犯错误了，咱们年龄段办案和年轻人感触就不一样，咱们从窦唯的案子来讲，就是从好的角度出发，都想对他好，将来不再犯了，您触犯法律了，按照事实走，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法律之外我们的感触，我们也是特别希望他好，社会和谐，大家都好了，那样在高兴呢！有极端分子，就是社会的一个隐患，社会的一种危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点滴做起，从一个下事做起，一旦有极端的行为了，或者是同事之间有什么矛盾了，我们都是往好里去解决，就是从点滴做起，我能力就是这么大，我作为检察官就是努力地把我的工作做好，把我身边能够帮助到的做好。窦唯理解到这一点，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有容纳心了，自然而然就会保护自然了，自然而然就不会触犯法律了。

　　许身健：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刘文惠：咱们在公诉当中，有的公诉案件，咱们在法庭上怎么说，公诉词怎么发表，真是说到位了，把法律用到位了，把情感用到位了，我发自内心的情感，人是相通的，他会主动跟你沟通的，他也觉得检察官好，他不知道我叫什么，但是他知道我是检察官，检察官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要都这么做，这种极端的行为慢慢就会没有了。但是犯法，自从有国家，有人类，就有触犯法律的，但是咱们尽量的避免，现在的政策讲和谐社会，我就特别赞成。现在看起来贫富不均，有地位，有钱的，有时人有这个地位，按道理来说，他有这个财力、地位，他的内心，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更多，但是有的人就是一夜暴富，他的素质没达到，财富是极高，而德性又极低，免不了要发生一些事。最早说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到现在拿大奔驰撞人，都是法律意识的反对，财富和德性不对等，正义网，咱们今天就谈正义，怎么样做的正义，咱们从每个人做起，就是点点滴滴的小事，让检察官说到道理，咱们说不出来，具体怎么执行法律，我可能是烂熟于心，就应该这么做。许教授是搞研究的，从研究上比我们更深层次，我们只是表面的。

　　许身健：都是法律服务的。

　　主持人：窦唯经过一年多，对这种行为有悔过吗？

　　刘文惠：他肯定是悔过，积极地自首也好，主动地交代，从主观上、客观上，都表现了有悔罪的一面。

　　主持人：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表示，再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还选择原来这种方式？

　　刘文惠：有媒体报道过。我没法说，我们也没有探讨过。将来再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理性地处理。

　　易彬：不是真实的，我们宣传处老接触媒体，当时的法制晚报爆料之后，很多都市报都问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采访过他。

　　许身健：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一个底线，别超越这个底线。

　　易彬：我们最后的底线只能用法来说话。

　　许身健：我还希望窦唯不要以这个出名，应该是以唱歌，希望他引以为戒。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三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