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澄湖现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当第一产业的回报高过其他产业时，如何来平衡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在地区性农民集体富裕后，政府以及农民内部如何来玩巨额利润下的公平游戏？

　　蟹的传奇

　　昆山是“江苏的东大门”，在上海与苏州之间，东距上海不过50公里，昆山人爱把自己的地界称作“上海人的后花园”。阳澄湖水质最好的东边湖面属昆山市，以阳澄湖东岸的巴城镇名气最盛。

　　8月底的巴城镇看上去更像一座空城，正等待大闸蟹的成熟。四车道的漂亮马路以及路边奢华的各式度假村，显然和小镇六七万常住人口的规模极不匹配。2003年沪宁高速公路在昆山市开了个出口，为了应对越来越多从上海到昆山的吃蟹人。因不断聚集的人群还是会在旺季堵路，2006年又直接在巴城镇开了个出口。吃蟹这个盛大而持久的节日年年上演，支撑着全镇1/3人口的生计。去年以上海人为主的外来消费达到30万人次，是镇子人口的5倍。

　　在农民们的养殖区域内，这几天大闸蟹们正在最后一次脱壳，等待9月20日的上市。3月20日投苗的螃蟹们现在到了最关键时刻，如果管理不当，大闸蟹很容易死亡，以目前的市价，农民此刻稍有闪失，一年的收成便大打折扣。

　　蟹平时只喂些粗饲料，8月底贩卖饲料的经纪人将东海的小鱼成吨运到湖边，一亩水面每天要投4.5斤小鱼做精饲料。即使这样，村庄也显得很安静，“村里白天基本看不到人，大伙都上班去了”。养殖户只用下班后17点到19点给螃蟹喂一次饲料。从9月始，会有成批的上海经纪人到村子里收螃蟹，每天太阳下山后，便有不少成熟的蟹从湖里往外爬，农民们只用1小时就能抓完十几亩水面的蟹，按不同规格的价格当夜卖给经纪人。这样的日子要从9月末持续到春节前后，价格将越走越高。待到春节的高潮过去，农民们便相约出外旅游，把这一季赚来的大把钞票换些城里人时兴的享受。休息过后，3月份螃蟹投苗期又来了，再开始新一轮忙碌。

　　大闸蟹的兴盛是近十几年的事，农民们回忆，“谁会想到，原来最贱的东西现在最值钱了，螃蟹、甲鱼以前可没人吃的”。62岁的巴城镇武神潭村村民王凤生说，上世纪50年代的大闸蟹，孩子们晚上撒网下去能捉一大堆，弄到城里只卖4毛多1斤。那年头大米每斤卖一毛六到一毛七，猪肉7毛多1斤。在人工养殖发展前，阳澄湖的水异常清澈透亮，“晚上举个灯，一眼就看到湖底，小鱼小虾都清清楚楚的”。

　　按照官方说法，1984年阳澄湖地区成功解决了蟹苗人工繁殖，在当时还只是“几个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捣鼓的东西”，真正普及，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阳澄湖近18万亩的水面如今在行政区划上完全隶属苏州市，阳澄湖渔政站第四分站站长张根林说，整个阳澄湖属东边水质最好，平均水深在1.6米～1.7米，阳光能直射到水底。湖底平坦坚硬，水草丰富。

　　住在阳澄湖中莲花岛上的施金松，1994年东挪西凑外加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凑足了10万元开始养蟹。只有1200多人的莲花岛方圆仅1.6平方公里，四面都是湖水。岛上人们种田谋生，包产到户后开始种植蔬菜水果，然后用各家12马力的柴油船，顺着阳澄湖一直往西运到苏州去卖。一艘船拖上五六千斤蔬菜，行情好的时候只能挣四五百元。

　　决定投入巨资养大闸蟹，是因为信息封闭的施金松听从太湖来的亲戚说，太湖那边养蟹的农民都发大财了，岛上还有十来户人家于是和施金松一起做了人生最大的决定，“那年头10万元能盖好几栋两层楼房了”。大闸蟹的卖价在1994年为每斤110～120元，当年施金松便赚了4万多元，“以往10年才能赚这些钱啊”。

　　在小岛上的居民发财之前，阳澄湖东湖上的渔民和沿岸农民，早就看到了商机，阳澄湖水面被迅速“画地为牢”。大闸蟹行情一路狂飙后，2002年左右价格基本稳定下来，每斤螃蟹出水价为100元左右。粮价行情最高时候，一亩地才收益600多元，养蟹每亩水面却能有2000～6000元不等的收益。于是养大闸蟹逐渐成为当地多数农民的主业。

　　渔业村变迁史

　　50岁的张宝明在巴城镇美食街上开了一家吃蟹的船舫，所谓“蟹舫”，其实是一条100多吨的大水泥船，两层楼500多平方米的豪华餐厅建在船上。船停泊在岸边，船尾的露天餐区直接连在湖面上。张宝明如今有三个身份:巴城渔业村的渔民、巴城镇旅游公司综合经营办公室副主任以及巴城镇蟹业协会的副书记。马上到了大闸蟹成熟的季节，张宝明忙着修葺蟹舫，一些远方客户开始向他预订螃蟹了。

　　一直仰赖阳澄湖生存的，正是湖上世世代代的渔民们，渔民们组成的村子叫做渔业村。就像田地属于种地的农民一样，湖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渔民谋生的来源。张宝明从小一家9口人生活在不足20平方米的渔船上，“生小孩、吃饭、大小便，无论大事小事都在这条船上”。他所在的巴城渔业村有200多户近600人，在1962年当地政府给渔民们修建平房之前，渔民们在岸上既无田地也无房屋。

　　但是大闸蟹首先完全改变了渔民的世代命运。在大闸蟹卖出高价前，阳澄湖边的村庄与其他地方无异，种田农民的生活远好于渔民。大生产的年代，渔民捕捞鱼虾是为了上交给国家挣工分，“只有权利捕、没有权利吃”，只能统一上交后，再用挣来的钱从市场上购买。对于湖边种田的农民来说，也不能用粮食与渔民进行交换，渔民的粮食由国家统一供给。

　　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声，其实早在1972年就打开了海外市场，作为外贸出口产品，在香港极受吃客们的追捧。计划经济年代，阳澄湖大闸蟹通过国家的水产公司，统一出口给香港。那时湖内水草鱼虾丰富，大闸蟹不需要人工喂养，渔政局采购蟹苗后放到湖里，到成熟季节再让渔民捕捞上交。野生大闸蟹“放在玻璃上能爬，非常强壮，也不会缺脚”，公的约半斤重、母的大约4两多。张宝明记得，“卖到香港能换一块电子手表，可不得了”。由于蟹放养在湖里与一般人也并不产生经济关系。

　　渔民们“包产到户”后有了各自的水面，但是这种水面划分和平衡迅速被大闸蟹的兴盛打破。拥有水面的渔民很快成为最先致富的人群，从最底层进入了农业人口的最上层。巴城镇渔业村早在1986年就出现养蟹的人家，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益，到了1997年全村200多个劳动力已经全部养蟹了。如今整个巴城镇资产上千万元的老板也有，“四五百万元的老板也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太多了”。湖边村庄依据距离湖面的远近，经济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渔业村首先致富，紧挨湖面的村庄次之，离湖面较远的村庄最后开始内塘养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