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4日电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于7月1日正式就任后，有关官员的私人物业及财产资料亦于翌日公开，供公众查阅。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表示，相形之下，内地某些官员就“幸运”得多。

　　文章指出，廉洁度排名亚洲地区第二、在全球亦居前列的香港，凭其前瞻、严密而有力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公务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氛围。在三司十二局的新任高官中，坐拥9套房产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成了新班子的“楼王”。但是，岂止是9套房产的高官“楼王”需公示，2002年8月时任特首董建华在其申报的财产清单中，连一包花生都记录在案。

　　水至清则无鱼，香港之所以能跻身全球廉洁先锋城市，这本账单足见水清如许。仅仅因为有9套房产，官员们就得接受媒体的轮番烧烤，回应公众穷追不舍的问询与质疑。相形之下，我们身边的某些官员就“幸运”得多。

　　原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拥有8套豪宅，原湖南衡阳市副市长刘兴德共置9套房产，原广西桂林地区物资发展总公司副经理黄艳兰聚敛3000多万元在上海等地购买55套商品房……如果不是贪官为其它事情栽倒，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居然拥有如此多豪宅，也正是因为官员财产的社会能见度低，贪官就有胆量将腐败浑水越搅越浑。

　　房子是一种传统的“住用品”，同样还是财富价值的衡量标志。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本该是螺旋式前进、波浪式上升，然而近年房价上涨的势头却是只增不减越扬越高。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官员们关于买不起房子的抱怨，位高者如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居中的有河南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另有较为“基层”的广州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基本代表了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乃至整体官员群体对高房价的承受力。

　　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些地方，官员豪宅现象司空见惯，几乎每个被查处的贪官都有不止一处的房产，少数官员甚至在海外持有房产，赚足赚够之后躲进海外豪宅当起了现代寓公。

　　能够监督到一包花生米的廉洁防火墙，才能对官员们产生巨大约束力；连一套房子也看不见的反腐预防机制，功效就跟“牛栏关猫”差不多。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贪官对动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我们缺失了至关重要的花生米式、细节化“精确监督”。

　　如今对照香港高官“楼王”9套房产的完全公示，所有人能够从中看到差距——站在全球廉洁度排位第78名的位置看前20名，需要弥补的制度元素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