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抉择：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

　　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过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好“另辟途径”。但有一点蒙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这就是从一省做起，从条件具备的地方先解决而后及于全国。后来，毛泽东参加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这可以说是从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为中心，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重心在城市不在农村，没有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发挥农民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没有找到能够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革命场所。

　　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访问人：这个抉择的意义的确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它，中国共产党也许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对这个抉择产生共识，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赵福亭：可以这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起义的目的还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都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被全党认识并接受有一个过程，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统一。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苏区以前，党中央执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排斥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等，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挫折。

　　第三次抉择：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

　　访问人：在贯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上，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吗？

　　赵福亭：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开创并确立了这条道路，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形势，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出的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个抉择，就是北上抗日，经营北中国，在北中国求发展。抓住北上抗日，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机，掌握了能够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从而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长征，照中国当时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一个要考虑在哪里可以得到发展革命势力，逐步走向胜利的问题。我认为，那时北上抗日，把革命领导重心转移到北中国是一个具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

　　访问人：关于抗日，应该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权，只强调毛泽东的抉择，重点是在北中国抗日，在北中国求发展上？

　　赵福亭：是的。你们都清楚，1931年，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日本侵略军妄想霸占中国，妄想由东北而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在这种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才能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势力，中国人民才有出路。那时，中国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工、农、小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固不必说，民族资产阶级也起而抗日，国民党内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像东北军、西北军中，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毛泽东抓住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大好时机，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两项决策：一个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是军事上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猛烈扩大红军”，使红军成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提出并确立作战指挥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分步骤地巩固发展苏区、扩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地盘，有一个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里能够迅速地开展革命斗争呢？我前面说过，日本是从北中国大肆侵入的。从中国的全局来看，这个革命的主要战场，只能在北方，在能够直接对日本作战而又靠近苏联当时可能给予支援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地方，还要考虑到：第一物产比较丰富，能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第二人口比较众多，可以扩充红军，可以发展革命力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后来又有东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为着找一个能够发展革命势力，能有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地方。如果在一个敌情、地形、人口、气候、粮食等都难以解决的、难以存在的条件下(如张国焘主张的那样)革命势力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提出并确定在陕甘宁，特别在华北大大发展革命势力的主张，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对日直接作战，政治上占有极大优势，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有条件发展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北上抗日这个抉择的无比正确性，西安事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各实力派都赞成抗日，从而形成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卢沟桥事变，全国全民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三个战略性的决策，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的持久战，坚持红军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这三条，在抗日战争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