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有关规定，在三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十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的“规范”不具强制作用。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因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做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以及对该行业的监管。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龚拥军说，“因为，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龚拥军认为，“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认为，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职业卖血人”很类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陈志华和龚拥军都认为，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试者，为了赚钱，面对医院更为弱势。“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

　　但医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龚拥军认为，遵循医学常识的“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在拿生命开玩笑。”

　　龚拥军建议，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试药人数据库，严格身份核查等手段，杜绝职业试药人这个灰色的群体。

　　目前，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觉得自己没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

　　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试药酬劳，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可能就没人管了。每天夜里睡觉，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于是，在不上网的日子，他会换上球鞋，走上地面，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

　　(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

　　名词解释试药

　　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推向市场使用之前，都必须要经过动物试验、人体试验。人体试验一般要经过Ⅰ、Ⅱ、Ⅲ、Ⅳ期。Ⅰ期试验在健康人群中间进行，其他三期则在病人中间进行。

　　职业试药人就出现在Ⅰ期人体试验中。

　　据专业人士讲，能够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试验、毒性试验等临床前的环节，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已证明了80%以上，因此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