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利益保护之嫌

　　面对外来企业浆站数量减少，本地企业负责人称，不是地方保护，“以前就是我们的，是河南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2004年以前，当时贵州的血浆没人要，不少浆站倒闭，当地血液制品企业也亏损停产。”崔晓虎回忆称，贵州有关方面甚至承诺，“华兰想在贵州要多少血浆就给多少血浆”。

　　然而，这个承诺随着血液制品市场的变化而没有兑现。

　　2004年下半年开始，白蛋白等药品价格一路飙升。次年，血液制品市场全面复苏，各类药品用药增多，市场紧俏。

　　而从2005开始，卫生部不再下达血浆供应及调拨计划，将浆站调拨权力下放到省卫生厅。也就在这一年，贵州省卫生厅，以文件形式调整了当地浆站资源的分配。华兰公司由12家浆站，改变为9家。

　　而在调整过程中，贵州黔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血浆站数量，从2家变为了5家。

　　黔峰生产总监杨刚介绍，此前，公司经营状态确实不好，黔峰最初的10多个浆站只剩下2家。

　　2006年，白蛋白药品的价格已涨到近300元，比最低谷时涨了一倍。这年，贵州省卫生厅，又做了一次浆站调整，黔峰公司旗下浆站又多了一家。

　　而华兰维持着9家浆站。

　　2006年的浆站改制，贵州浆站资源又被再次分配。参加改制的共有20座浆站，分别分配给黔峰、华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广东卫伦企业收购。

　　据知情人提供的数据，黔峰分配到8家浆站，华兰6家，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5家，收购1家。

　　黔峰可生产2大类6个品种的血液制品，它分得的浆站中有5家年采浆量达到五六十吨。华兰是家可生产3大类9个品种血制品的企业，它分得的浆站有1家可完成五六十吨的年采量。

　　血浆告急

　　作为献浆主力军的农民因外出打工等原因不再献浆和血浆使用的浪费成为浆源紧缺主因，业内人士呼吁非贫困人员也要参与献浆

　　面对地方保护的质疑，贵州省卫生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黔峰血源部部长李森笑着回答，改制中浆站怎么分配，都是贵州省卫生厅统一做的调整，“这可不是地方保护，很多浆站以前本来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河南人抢了我们的饭碗。

　　浆站开价2000万

　　因漫天要价，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让步，施秉浆站的改制至今没有进展，浆站的采浆也被迫中止。

　　9月19日下午4时许，贵州一家血液制品企业的生产总监走进了贵州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办公室。

　　当着记者的面，他掏出一摞卡递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快过节了，给领导们送点卡。”

　　该工作人员当即说，“哎呀，你们去年送的不是被处长退回去了吗？今年我们也不敢收啊。”

　　听记者说起这个亲历的场景，华兰的崔晓虎笑了起来，“可以理解，大家都在想办法竞争。”

　　利益的纷争中，除了血液制品企业，面临改制的浆站也加入进来。血浆紧俏，浆站奇货可居。改制中，浆站抬高收购价，血液制品企业不得不在收购中花大价钱。

　　截至2007年9月23日，贵州省浆站的改制仍没有结束，还有5家浆站的改制搁浅。此时，离卫生部浆站改制的最后期限，已过去了9个多月。

　　施秉县浆站，成为改制中的一个“钉子户”。

　　利益双方，一方是施秉县地方政府，一方是贵州本土血液制品企业黔峰。知情人士介绍，施秉县向黔峰开出了2000万的收购价格。

　　这一消息，得到黔峰有关负责人的证实。该负责人介绍，“自从今年的4月份就开始和施秉政府接触，十多次谈判，对方就是不让步。”

　　施秉方面认为，该县浆站新建了场所，地理位置也很好，土地价格以后也会有上涨的空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黔峰认为，施秉的浆员并不多，一年的采浆量也就四五十吨，2000万元的收购价格实在太高。

　　该负责人还介绍，贵州的浆站，大多数浆站房屋陈旧、场所简陋，收购价格一般都在300万元左右。施秉新建了浆站，但价值也就千把万。

　　“可能是有其他企业在里面做小动作，想和我们争这个浆站，这让浆站认为自己很紧俏，所以漫天要价。”黔峰一名工作人员称。

　　因地方政府和企业互不让步，施秉浆站的改制至今没有进展，浆站的采浆也被迫中止。

　　按改制方案，2006年12月31日前未完成改制的，将被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但贵州没有改制完的企业并未被取消许可证。

　　贵州省卫生厅医政处相关负责人龚廉坚称，中央虽然有政策，但地方也有地方的特殊情况。具体原因，已经上报给卫生部，不便和记者讨论。

　　血浆使用浪费

　　贵州省卫生厅认为，血液制品企业太多，而生产品种较少，造成原料血浆资源的严重浪费。

　　记者登录四家企业的网站统计发现，华兰利用血浆可生产9种血液制品，上海生研所可生产7种，卫伦可生产4种，黔峰仅能生产2种。

　　“利用率高的企业，分配的浆站少，而利用率最低的企业，分配的浆站反倒最多。”知情人说，这除了凸现存在地方利益纷争的问题，还涉及到血浆的浪费，“因为，目前规定，血浆经一家企业使用后，必须作废，不得再使用。”

　　在贵州省卫生厅认为，目前国内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太多，大多数企业生产的品种少，造成原料血浆资源的严重浪费。

　　安徽绿十字质量保证杨雪瑶介绍，血浆制品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白蛋白类、球蛋白类和因子类。目前国内30多家血液制品企业，这三大类都能生产的企业，只有9家。大多数企业，只能生产最基本的白蛋白或球蛋白，而血浆中的其他成分都只能白白扔掉。

　　中国血友病联谊会负责人储玉光称，现在大部分血制品厂家因为技术原因，不能从冷沉淀中提取八因子和纤维蛋白原，冷沉淀都丢弃了，造成短缺资源的极大浪费。

　　“血浆中因子的含量本来就少，如果一个企业不生产因子类制品，浪费确实就比较大了。”杨雪瑶说。

　　据了解，在美国企业间是可以相互转让自己无法利用的血浆成分的，可国内1996年出台的规定，企业间不能相互出售血浆和原材料。

　　杨雪瑶称，对于血浆分离后的成分，能不能转让，目前处于政策空白，也没有监褚朝新说：监管措施，最近几年血液制品也出了不少安全问题，所以没有哪个部门敢批准企业间可以转让血浆分离后的成分，企业也就不敢这么做了。

　　多办法解决浆源紧缺

　　业内人士呼吁将浆站建到富裕地区。

　　在华兰董事长安康看来，在血浆资源利用等方面提高行业标准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十分必要。

　　贵州省卫生厅也曾有过类似的态度：淘汰一批规模小、品种少、消耗高的企业，充分利用宝贵的血浆资源，对改变目前血浆不足的困境是有益的。

　　贵州一名浆站管理者认为，面对血浆紧缺危机，除了节流还必须多多开源。提高营养费标准，可以在有偿献浆的现状下刺激更多人献浆。“事实上，营养标准还存在着很大的上升空间。”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一吨血浆需要采1667个人，每个人的营养费是100元，那么一吨血浆的营养费成本在17万左右。加上采浆的其他成本，一吨血浆的成本一直在22万元左右。

　　记者调查发现，2006年浆站卖给企业的价格是至少在28万元/吨左右。龙里这样一个年产量在36—40吨左右的浆站，差价的收益约有200万元。

　　“很多官员，都还存在思想上偏见，认为是穷才要去献浆。”贵州龙里县华兰采浆站王进认为，加大献浆的正面宣传十分必要，多强调献浆对社会的贡献，改变人们对献浆员的歧视。

　　说到采浆，王进便会不自觉地显露担忧神色。他说，“如果国家再不重视献浆，不加大献浆正面宣传，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可能会无人愿意献浆。”

　　他更希望将浆站建到富裕地区。

　　急盼救命药的血友病人

　　已有3人死亡，卫生、药监部门表示尽快解决八因子等血液制品供应

　　特写

　　自从知道八因子买不到之后，周洪钧选择了天天在家里躺着。他怕出门之后，有任何意外，他都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周洪钧和哥哥周鸿玉是两个血友病人。两个人没有能力工作，依靠低保费生活。

　　周洪钧自己配了点草药，疼的时候就往关节上抹。或者拿冰块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周洪钧就用自来水冲。疼的厉害，周洪钧就跪在地上趴在沙发上忍着。8月26日，他疼的忍不住了，到了医院，医生要给他用度冷丁。他想了想怕上瘾，他就求医生“给我开点安眠药，睡着了就好了”。

　　周洪钧说本来只需要输一支八因子，一切都解决了。现在他强忍着不肯输代替八因子的血浆。他怕血浆不干净。他说家里已经承受不住任何灾难了。如果血浆里有肝炎或者艾滋病毒，整个家就塌了。

　　跪求八因子

　　周洪钧的血友病程度没有内蒙古海拉尔的李智超严重。李智超20岁已经因为血友病瘫痪在床。他一个月的用量至少也要十瓶八因子。每次他痛起来，都会喊着救救我，然后用手去挠墙壁。整个一面墙已经血迹斑斑。

　　在父亲李有玉看来，八因子就是孩子的命。7月份八因子缺货之后，他四处给厂家打电话。刘玉光说，李有玉每次说着都会哭起来，在电话里要给人下跪。

　　李玉光是到医院去换血输给儿子。他说整个家都围绕着儿子，虽然以前要不断的借钱花钱，但是起码儿子的命有保证。现在他听到儿子说想要活的时候，就浑身打冷战。

　　天津血液研究所的杨仁池表示，如果实在没有八因子的时候，就要考虑输血浆和冷沉淀。他说血浆和冷沉淀没有经过灭活，在安全性上确实不如八因子。但是如果实在疼痛难忍，还是要选择后两种方式。

　　协和医院的赵永强也表示短时间内身体输入大量血浆，血溶量扩张，会给心脏一定的压力。如果是大出血，输3000单位八因子和3000单位血浆绝对是不一样的。八因子容量小，见效快。而血浆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危及生命。

　　目前国内媒体已经报道了三例因为缺少八因子而导致病人死亡的案例。

　　全面缺药

　　9月13日，中国血友之家再发挽救病友生命的呼吁书。中国血友之家的会长储玉光已经记不起他是第几次去写这样的呼吁了。因为长期负责和医院、病友联系，储玉光在去年年初就感到冻干人凝血因子不断在减少，他为此写过信给卫生部。但那时候情况并没有现在严重。

　　今年7月份开始，药越来越少。储玉光每天都要接到病友的几十个电话，只有一个内容，“储会长，没药了，怎么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三家被血友病人称为定点医院的三家医院没有库存了。

　　“一支都没有。”协和医院血液科郭永强主任说，偶尔从厂家来几支，也立刻会用光。8月中旬，一个手术病人大出血，协和医院调集了各方力量才找到十几支凝血因子。

　　一拨一拨的血友病病人到原来24小时有药的北大人民医院，专门负责血友病治疗的郭杨医生对记者不断的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天津血液病研究所作为全国唯一一所血液病专科医院，也已经没有药了。“如果我们这里没药，那么意味着几乎没有医院会有药了”血液三科的主任杨仁池说。

　　“八因子对血友病患者来说就是命。”储玉光说八因子是血友病人的粮食。血友病是一种由于基因缺陷而引起的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病人因体内缺乏某种凝血因子而经常发生内出血，光靠自身机能难以止血。

　　“八因子是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血友病的药物。”储玉光说有了八因子血友病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出血打上八因子，很快就不疼了。

　　在中国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只有三个厂家可以生产八因子。上海莱士、安徽绿十字和华兰生物。三个厂家也面临着无货可出的境地。

　　绿十字北方区的销售经理刘志光，每天要接到几十个病人的询问电话，他一遍遍的重复着相同的回答。内蒙古的一个病人的父亲，在电话那边曾经对他哭着说“求求你，我在电话这边给你跪下了”。

　　绿十字的杨雪瑶说，很多病人家属会跑到厂家的门口等着，不给就不走。等明白真的没有之后，在厂家门口号啕大哭。厂里负责接电话的销售员会找她诉苦，说实在受不了了，每天听到电话里的病人哭泣，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禁与不禁的争论

　　在杨仁池作为卫生部督导组的成员，以天津血液所的名义写给卫生部的信中称，现阶段解决八因子的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放开禁止国外八因子进口的禁令。

　　杨仁池、赵永强、郭杨等多名专家都表示，1986年禁令已经过时。现在国外的八因子经过灭活，不会有以前感染艾滋病之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国内的工艺都是从国外引进，如果国外不安全，那国内也无法保证。

　　“20年政策不变，都到了可笑的程度。”协和医院的一位专家表示对禁令迟迟不放开的不理解。

　　而较为谨慎的态度认为可以暂时放开基因重组八因子进口的禁令。因为不是用人血所以不存在感染的问题。

　　据赵永强介绍，现在拜耳正在申请基因重组八因子的进口，已经申请了一段时间。而拜耳的销售人员也已经在血友病人集中的医院做这方面的前期准备。

　　基因重组八因子的价格要远高于一般的八因子，但是在医生和病人看来有是最重要的。“到要命的时候谁在乎钱”。

　　华兰和绿十字则对进口禁令的放开态度比较暧昧。安康认为现在八因子虽然不会携带艾滋病毒，但是可能会携带其他病毒，疯牛病的第一例就是从八因子那里发现的。病毒灭活是不能灭活疯牛病。他认为现在放开禁令并不合适。杨雪瑶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内厂家完全有能力生产，关键是提高血浆量。

　　在9月11日国家药监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不会放开禁令。同时也表示最近会和卫生部一起协调解决八因子等血液制品的供应。

　　华兰的总经理安康称，华兰第一批应急药品1000支已经生产出来。但安康也表示华兰的加单也只是应急手段，并不能根本缓解八因子的大量缺乏。“但现在只能先解燃眉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