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大人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洒脱态度。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准确地了解中津关系以及整个中非关系也有帮助。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对中国的土改一直是积极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我后来查了一些材料，刚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公私合营也汹涌澎湃地进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当过老板的上海邻居聊过，他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白天在外面敲锣打鼓，晚上回到家抱头痛哭”。但是与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全部没收私有财产相比，与后来毛泽东推行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比，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显得相当温和。当时政府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政策，资本家可以拿自己资产5%的红利，从1956年开始定息，七年不变。我这位邻居，到了60年代还天天喝咖啡，家中还有一辆摩托车，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骑，我们好是羡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辆摩托车给红卫兵砸了。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还修改了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个提法实际上是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专门设计的，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一个多月时间内，农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推行准军事化的管理，过集体化的生活，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头脑发热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文革时候一个批邓的材料透露过：邓小平在动员大家参加大跃进时这样说过，我们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红，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邓的“城市情怀”可见一斑。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这使我想起念中学的时候，学校曾邀请过一位目不识丁的公社老大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着说着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我父亲1960年饿死了”。老师提醒他“是1940年吧”？他摇摇头，“不，不，是1960年”。

　　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他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实际上，这段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比较务实的中共领导人正全力以赴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泽东对他们不满的种子。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邓小平参加锡兰(后改为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庆祝活动，锡兰大使向邓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近况，邓说：“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诗词”。大使对这番话的解读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把事情搞糟了，现在由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来收拾残局。因为暂时没有毛的干预，他们反而干得心情比较舒畅。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是在那个时候说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摆脱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紧箍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译，听她谈过这段经历。她说：毛主席经常是这样的：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刚把国民经济恢复起来，毛主席就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你们又右倾了。讲这段话时，王光美还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个“击一猛掌”的手势。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那一瞬间，我感觉邓的眼光里有一种愠怒，这种愠怒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政治老人对左倾的深恶痛绝。我理解邓的这番话背后，是中国已经丧失了多少发展的机遇呀，是包括邓自己家庭在内千千万万人民所蒙受过的多少灾难呀！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接着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据统计，仅从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监狱直接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就在500人以上。因国家主席刘少奇案件株连而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万8千人。全国范围内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万以上，间接迫害的千万以上。“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