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转型期国家，中国政府把匡正市场机制的盲目性、滞后性作为"份内"之事。五年来颇有心得的宏观调控，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的有力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较大起伏，随之经历了三次时间集中、规模和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第一次是1993年到1996年；第二次是1998年到2002年；第三次则是2003年下半年开始至今的新一轮宏观调控。

　　新一轮宏观调控，恰逢"十六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此轮调控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而中国年均超过10%的平稳快速增长，既得益于29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迸发的体制活力，更与日臻完善的宏观调控密切相关。

　　宏观调控在不断校正经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着经济增长的"温度"，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宏观调控就没有今天平稳较快增长的经济奇迹；没有宏观调控，就没有今天"坐四望三"的GDP总量。

　　五年调控特点鲜明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从2001年下半年起开始回暖，经历了2002年的快速升温，到2003年下半年开始，为防止经济走向过热，新一轮宏观调控走上前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两次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诸多特点。

　　首先，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调控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和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欠发达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发展始终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不是GDP的简单增长，而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即科学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这一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不是简单追求和保持"快"的增长速度，而是着力追求经济发展"好"的质量和"优"的结构。

　　第二，本轮宏观调控的目标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还是前两次宏观调控的实践，都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而这一次宏观调控旗帜鲜明地把"节能减排"和"优化经济结构"作为与四大目标并重的宏观调控目标，这是我国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新调控目标"。

　　第三，本轮宏观调控特别注意解决社会和民生难题，重视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次调控过程中，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扶持政策，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终结了绵延2600多年的农业税，出台"两免三补"的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增幅大大提高。同时，加大了教育、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建设的投入力度，免除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全面推进城镇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大大缓解了上学难、看病难，以及鳏、寡、孤、独、残、老等困难群体生活难的问题。

　　第四，本轮宏观调控实施了"有保有压"的差别性调控策略，尽可能地避免了"一刀切"。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这一轮宏观调控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策略，对于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短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长线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项目采取限批或不予准入政策，进而保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双稳健"政策防止经济由"偏快"滑向过热。本轮宏观调控一改过去较长时期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了"双稳健"政策，甚至通过严守"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第六，更加注重"组合拳"效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避免了过度的经济震荡。经济发展平稳是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而这得益于这一轮宏观调控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了抑制货币投放和过度的信贷投放，仅2007年就曾5次调整利率，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种"多步骤、微调整"的方式，不仅有利于避免剧烈调整可能带来的波动，而且有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

　　五年调控成绩不俗

　　日渐成熟的宏观调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我国经济五年来表现出不俗的成绩。

　　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不仅为做大经济总量提供了"增速保障"，而且也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和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奠定了"增速基础"。

　　二是经济效益持续改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同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家调控经济和转移支付的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回升。2004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6.8%，2005年增长6.2%，2006年增长7.4%，2007年首季农民收入增幅达14.9%，首次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

　　四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循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得到一定转变。

　　五是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效，环境保护的约束力明显增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六是重视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成绩，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必将为今后的经济调控提供丰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新调控面临新挑战

　　无疑，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不少经验可圈可点。但是，宏观调控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求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要科学，另一方面要形成中央与地方协同落实的体制机制。应该说，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利益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落实宏观调控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进而使一些宏观调控措施难以真正到位，比如，房价控而不下、节能减排成效有限、环境污染难以真正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减等现象的存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而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彻底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改变目前存在的"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现状，进而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两个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上头热、下头冷"的"一厢情愿"。

　　其次是如何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借助好市场机制的力量，进而防止过分强调行政手段、计划手段和中央权威而导致的"旧体制复归"。实际上，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结构畸形是由于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引起的。由于许多靠经验和行政手段所确定的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由此引导的资源流动和使用必然难以有效优化。因此，简单地用行政方式控制物价和进行补贴，不一定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粗放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而难以实现宏观调控的意愿。

　　第三是着眼全局利益的宏观调控如何适应中国地区之间差别大且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实施的，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许多问题比如开发区过多过滥、开工项目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等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由此针对这些问题而实施的紧缩"地根"和"银根"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造成"东部得病，西部跟着吃药"的问题。因此，如何实施差别性调控政策，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不同的差别性政策，是下一步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第四是如何进一步应对国际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提高宏观调控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我们应对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宏观调控能力。随着外贸顺差越来越多、国际"热钱"流入流出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规模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平稳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必须加紧研究相应的宏观调控对策，未雨绸缪。

　　第五是如何协同好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内耗"。比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扩大就业之间的政策如何协调；不发达地区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协调；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减少出口与如何有效发挥劳动力优势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总之，作为一个地区发展差距如此巨大、自然资源的占有如此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未来宏观调控的难度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也将更加艰巨。(作者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