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处腐败案件中，众多的腐败官员都有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遏止腐败，人们希望将官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暴露于“阳光”之下，让它“明”起来。《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99.5%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

　　国际反腐经验证明，财产申报制是一项“阳光法案”。家庭财产的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177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收入和纳税清单。这一制度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制度，先后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至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并完善了这一制度。

　　我国也早有了这方面的规定。1995年4月20日，就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此后还有一些类似的规定出台。这些规定虽然在压制腐败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约束力和威胁力并不是很大。究其原因，一是申报的收入范围很有限，只能反映官员公开的合法经济收入情况，无法反映其真实的财产增量。官员一旦腐败，其灰色和黑色收入根本无法从监控范围内反映出来。二是仅仅向组织上报告，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官员的收入情况，即使在单位内部，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并为其保密，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公开相距甚远。这样极其有限的“阳光”，远不足以驱走黑暗。三是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对不申报和申报不实者，未能切实检查纠正。在处理上，也仅仅是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政纪律处分。如此“温柔”规定，自然使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大打折扣。

　　要使财产申报制真正成为防腐反腐的有效手段，需要完善申报内容，严格申报管理，推进申报公开，让广大群众在这方面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然而。常常有人以官员收入属隐私为由，拒绝公开。去年，某省会城市的市民表示“非常想知道市长的年收入”，该市法制局长就振振有词地说：“市长的年收入属于个人隐私，无须向社会公众公开。”

　　应当说，个人经济收入，如同个人的年龄、爱好、婚姻等情况一样，确属个人隐私，或者说个人秘密，就一般公民来说，是有权保密，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其它人不可随意侵犯。此所谓隐私权是也。不过，官员则不同，由于他们行使着公共权利，个人生活言行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其隐私具有公共的意义，公众对其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因而他们的隐私权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恩格斯说：“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基于此，日本前首相在任职期间经常出入高级餐厅，按理说这是他的隐私，但因为他手握公共权利，备受媒体和公众批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隐私，如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不会受到公众追问，克林顿却受到调查。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说：“官员无隐私”。

　　击破官员以隐私为盾牌，将官员的个人收入、家庭财产以及“八小时以外”的生活状况公示于世，让它们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下生存，不仅有利于防腐反腐的建设，也有利于一些走向腐败的官员悬崖勒马，得到及时的挽救。大贪官胡长清死前曾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因此，官员的个人收入等隐私，也必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与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罪”，不如防患于未然，将官员的一切“财产来源”都在公众的眼皮下“明”起来，使他们不敢犯奸作科，也难于犯奸作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