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回顾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工作时说，这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飞速发展便是有力的见证。

　　农民越来越多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十六大以来，全国各地落实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业农村出现了多年期盼、十分难得的好局面。2006年粮食产量超过9800亿斤，自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连续3年粮食增产，粮食总产、单产和人均占有粮食产量这三项指标连续3年都呈增长趋势。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比上年增加332元，实际增长7.4%，为近10年来农民收入增幅之最，亦是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幅超过6%。在自然灾害频发、上年基数较高、政策效应趋稳、贸易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近年来的农业发展比预想的要好，粮食产量比预料的要多，农民收入比预期的要高，实现了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局。十六大以来，农村的社会事业亦得到迅速发展。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1.5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享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扩大到了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长期困扰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将得到缓解。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广大农民群众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越来越多地分享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解决“三农问题”仍需长期艰苦奋斗

　　几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并认真落实、有力贯彻的结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此后，中央明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农村工作中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施。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所有这些政策的提出和落实是农业和农村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根源和体制保障。

　　我国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领域的进步令人瞩目，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6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也曾指出，从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从更长远的时间看，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三农”问题仍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应按照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早日完成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立足全球，谋和平发展大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

　　随着我国从“经贸小国”发展成为“经贸大国”，我国的对外开放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一是贸易磨擦进入高发期，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更加复杂；二是国内经济发展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大大上升；三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低下问题日益突出。

　　面对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立场。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年对外开放经验的精辟总结，也充分体现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立足全球谋发展的高度自信。

　　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内是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支撑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科学发展，保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外则是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在继续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与水平的同时，新的开放战略具有很多新的内容。

　　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着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服务业态、管理模式与人才，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紧紧抓住跨国服务外包的重大机遇，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引进技术与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外商投资，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促进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大国的立国之本，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自主创新，要勇于和善于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要通过引进国外的人才、设备和管理，特别是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开展更高水平的研发活动，充分发挥其“溢出效应”。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并购国外技术型企业或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利用国外研发资源，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保障海外资源供给，促进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均占有资源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海外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会进一步上升。保障海外资源的安全供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对外投资，掌控一定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权，获取权益资源。要通过建立自贸区等多种手段改善与资源能源出口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与之建立稳定的长期供应关系，避免现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要加强进口企业的协调，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大幅提高我国在资源能源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要建立与完善跨境运输通道，保障运输安全。要大力引进先进的环保型技术与设备，大幅度推进节能降耗，促进可持续发展。

　　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需要一大批自己的跨国公司，才能支撑我国的大国地位。过去30年，我国对外投资相对落后。目前，外汇储备充裕，对外投资能力大幅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具有开展跨国经营的内在要求。国家要大力扶持我国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培育国际品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发展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开展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为中小企业顺利“走出去”提供平台。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的全球影响力。大国要善于利用国际规则来维护本国利益，因此，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与修订。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加强与G8、OECD(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集团和各类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对话、交流与协商。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按照平等互惠、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周边地区、资源富集地区、主要市场和战略伙伴为重点，逐步构建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立有利于我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

　　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按照十七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贯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一定能够实现。

　　消除抑制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扩大消费，将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并且，要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我认为，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突破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是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要互相联系起来，制定和实施连动的政策措施。

　　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是扩大消费

　　中央之所以提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在于投资的不稳定性，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加上政府行政管制主导的调控方式，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调控和发展方面的博弈，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一放投资和经济就热，一控投资和经济就冷，形成恶性循环。

　　创业和就业是扩大消费的主渠道

　　中央之所以提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其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于：2004年城镇人口从业率从1990年的56.44%下降到了48.70%，其中，应当工作而没能工作的劳动者约5000万人，有2400万人需要就业。扩大就业已经是党和国家非常紧迫的的经济和社会任务了。就业与消费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形成就业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大量地减少失业，积极地增加就业，就可以相应地扩大消费，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

　　从目前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宏观经济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从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规模较大，而且因储蓄倾向较高，形成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一个不利因素。如果鼓励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投资和开办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更多的劳动者广泛的就业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节省社会保障费用，又可以扩大消费的比例，还可以降低居民收入的储蓄率，扩大其投资倾向，减少储蓄供给，调动全社会投资，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就业，增加消费在解决我国社会经济诸问题方面将会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而就业、投资于中小企业，对于居民来讲，是比存款和依靠国家救助保险得多和好得多的失业和养老保障。

　　要突破抑制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

　　中央之所以提出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明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因为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严重抑制着创业和就业的扩大。

　　从世界各国的规律来看：许多国家劳动力的65—80%在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一国企业的99.5%以上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平均人数是9—15人，而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是45—55个。我们国家，只有53%的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不到10个。就业如此严峻，主要原因是就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结构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太多；国家供养与自我就业结构中，城镇劳动力中国家供养的规模达到4500万人，自收自支，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等体制供养的劳动力达1270万人；企业规模结构中，大型企业在减人，而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因此，如果说失业危及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的话，能稳定中国社会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党和政府要用最大的政策努力来发展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而在中国，导致中国就业日益严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审批、乱许可。扩大就业，第一就要放宽注册登记等体制和政策；其次，要改革财政体制，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考虑到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目前最为迫切的，我认为，是彻底解决严重抑制创业和就业的收费部分，对于工商、质检、城管等影响创业和就业类的自收自养型收费，中央和各级财政要拿钱置换其自收自支或者收支两条线体制补充经费，从根本上建立杜绝乱收费的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