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还是民间

　　提起诉讼之初，代理律师杨学林只是把滕州和枣庄的争论，看成全国“市管县”问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地级市管理县或县级市的体制，近年来屡遭质疑。强县扩权，成为较为普遍的诉求。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从浙江义乌等地开始的省管县尝试，迅速推广。从2002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就先后开始了相关改革，把部分权限下放给县，以减少管理层次。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表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滕州市追求“省直辖”的过程，恰与这一全国性努力步伐一致。许多人也将其视作“市管县”的问题进行研究对待。

　　不过在滕州市这个案例中，杨学林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在其他地方，“强县扩权”运动多由官方推动，而在滕州，民间力量占据主导，而作为利益冲突最前线的官方，却沉默无声。

　　杨学林曾亲自感受过滕州民间的热情。从出租车司机，到普通的商贩，甚至公园里休闲的人，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一次，杨学林坐火车到滕州调研，在车厢中遇到一名穿着、谈吐都很普通的滕州人。他并不知道杨学林的身份，却拉住他，向他抱怨起枣庄代管的问题来。

　　同时，杨学林发现，滕州民间的这种诉求，却因为得不到官方支持，而缺少畅通的渠道。

　　早在诉讼提起之前，滕州民间曾有过几次表达意见的尝试。2005年，部分人大代表和老干部曾组织发动几万人参加的签名，并向国务院、山东省政府等提交了请愿书。当年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多名代表参与并制定了“实现由省直辖”的提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提案并未通过大会秘书处提交。知情人透露，提案的发起人，事件发生后也“退居二线”。他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

　　此后，滕州官方和民间在“由省直辖”的问题上，关系开始紧张。滕州市委的相关通报中，将这些活动定性为“借题发挥、臆造材料”，“组织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联合签名”，“影响发展、破坏稳定、损害滕州形象”等。这份通报中明确“滕州今后要加快发展绝离不开上级特别是枣庄市的支持，绝不许任何人挑拨离间”，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个别人的过激行为”。

　　针对这份通报，滕州民间向当时的滕州市委书记发出落款为“离休干部1600人、滕州市人民代表312人、滕州市民众12.5万人”的公开信，继续表达意见，并对市委“制造紧张气氛”的定性表示质疑。

　　这些公开信，与相关文章、材料，一起在民间流传。此后，滕州市纪委曾下发通知称，“为维护全市良好的发展稳定大局”，要求各镇街、各单位迅速将本部门的“省管县”方面材料，统一收集上报。

　　几名老干部表示，滕州市委的位置，显得十分尴尬。每届滕州市委书记，都同时是枣庄市委的常委，有的同时担任枣庄市委副书记职务。因此，他们既要对枣庄市负责，又要应对滕州市民的诉求。

　　在2004年枣庄市发出调整地方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后，滕州市政府曾经向枣庄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请示，认为这一文件“有悖于税收属地征管的原则”，“容易在干部职工中造成一些误解，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与滕州市政府对市民表现的公开立场，并不一致。

　　知情者表示，滕州在任官员在私下交谈中，许多都对“由省直辖”的活动表示支持。不过，在公开场合上这些人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

　　各种压力，纷纷被施加给参与“由省直辖”活动的人大代表和老干部。记者对曾参与发起议案的数名人大代表发出采访请求，均遭到干脆回绝。每一名与记者见面的老干部，都对记者提出要求：不要拨打他们的电话，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身份。每次见面时，他们总是先用公用电话拨通记者手机，约定见面地点。离开时，一个人先走，其他人才陆续离开。

　　这些70多岁的老人，许多都有被调查甚至当面训斥的经历。有些人，子女也被要求对他们进行劝告和阻止。一名不愿意接受采访的老干部读高中的孙子，曾在上课过程中被校长叫出，要求他劝阻自己的爷爷。

　　多数人选择了妥协。起码在公开场合，原先积极参与的许多老干部和人大代表，如今都保持沉默。

　　只有在一些非常私密的场合，他们展开两份折叠过几次的红头文件的复印件，发表观点时，才会收起在陌生人面前的温和笑容，言辞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