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损群体

　　政治、经济、文化三种精英的一体化，使近十多年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赢家通吃的局面。孙立平教授指出，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那些初衷是为改善低收入人群生存状况而在利益分配上向他们倾斜的改革措施，最终也会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走样，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体。

　　在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之下，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转向城市，被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92年以后的改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不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向城市，农村的资源——经济的和文化的——也以各种方式向城市聚集，农村的凋敝全面化了，三农问题凸显出来。

　　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群体。在任何一个向现代化转化的国家，城市化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农业劳动者向城市转移，从而降低农业劳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中，农民工不再被视为农民的一部分，而是被归入城市产业工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慷慨。两亿农民虽进了城，但没有“化”入城市。

　　工人也是一个含义略显模糊的词语，这里仅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改革转入城市之后，工人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期，随着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在承包制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准有所提高。1990年代以来，集体企业大量破产，国有企业则在明晰产权的旗号下进行了全面的改制。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改制即意味着下岗、买断工龄，作为“包袱”被甩掉；意味着在中年失去工作和一切社会保障，生活陷入困顿，大部分人再就业遭遇困难。在十阶层分类法中，工人(含农民工)被列为第八位。

　　以工农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遭遇的损失是全面的，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社会声誉。劳动者被视为“廉价”资源的一种，被置于同其他生产资料相等的地位。“主人翁意识”和尊严感丧失殆尽。农民和民工变成了形容词，“你真农民”，“你这个民工”是被使用频率很高的贬损人的话。在大众文化中，对他们的贬低和嘲弄屡见不鲜，收视率最高的春节晚会上，时常出现的农村人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思想愚昧、着装滑稽，其存在的意义需要他人的确认；在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渴望的同时，对自己的身份满怀鄙弃。

　　社会分层的稳定化

　　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政策调整都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分层，如改革前对城乡的划分，对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的划分等，改革后对这种二元割裂的打破和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分层。1980年代是社会活力被释放，阶层位置调整最活跃的时期，阶层间的通道是开放的，且各阶层有所得亦有所失，赢家通吃的现象并不存在。一个原本无所事事的城市闲散人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个体户，拥有令人羡慕的“万元”财产。《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个体户被认为是收入最高，同时也是社会评价最低的阶层。

　　然而，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呈现了不同的局面，作为赢家的官学商等同盟阶层通吃了改革进程带来的好处，作为失败者的工农则被甩出了社会结构之外，成为发展的掉队者。阶层划分一旦稳定，阶层便具备了再生产的能力。商业精英可以通过继承将财产传递给子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虽不能直接将掌握资源传递给后代，却足以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底层上升的最大通道，也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高教改革对底层不利，随着大学扩招，来自农村的生源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占入学总数的比例却下降了一半。贫困家庭为了教育投入巨大，可是“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状况让贫困家庭通过上大学改变处境的希望落空。

　　阶层间的通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这轮阶层分化调整的结果趋于稳定化了，以致于有使政策变量失效的迹象。十六大以来，本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但1980年代那种重新整合却没有出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和低保，还是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为农民工上社保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对已经稳定化的社会分化做出冲击和重整，只能起到让这场赛跑的掉队者不要彻底堕入无底深渊，对他们予以基本帮扶的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分层的现象，但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呈现出的是一条明显的鸿沟。断裂的社会可能导致断裂的经济链条，为中国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另外，大多数底层和少数精英之间存在对立情绪，群体性冲突时常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分层期待更有力和更有效的公共政策进行调节，这也是公众对十七大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