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政治例外”

　　应该说，“法兰西文化例外”并非完全是积极意义的。时至今日，“例外”二字，不时也成为这个民族不思进取，不向其他国家或文明学习的遮羞布。今天，说犬儒与享乐主义正在启动这个老牌文化帝国的安乐死程序，未必尽是夸张之辞。大凡在法国办过事的人，都会抱怨法国人效率低，衙门风气重。更别说还有个荒诞不经的35小时工作制，在这个旨在增加就业的制度下，勤奋竟然是不合法的。

　　初到法国，笔者曾经揣着钱包游荡在一座关门闭户的小城，饥肠辘辘、举目无食。因为是星期天，所有店铺都关门休息了。2001年，塞德里克·克拉皮奇拍了部叫座的法国电影——《西班牙旅馆》，开篇即讽刺了法国的官僚主义。一个学生申请去西班牙留学，公章文牍满天飞。对于这种官僚与民僚主义，尽管在法国不乏自我批评，但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毕竟是少数。法国的学界更是时常将效率与增长完全模糊了界线。在追求合适的增长(décroissance soutenable)之时也让日常生活的效率背了黑锅。事实上，减少官僚主义或及时回复他人的邮件，并不会多消耗掉伊拉克地底下有限的石油。在这点上，萨科奇的另类表现与今日法国的“主流文化”显然格格不入。

　　萨科奇注重行动，他有句颇为吊诡的名言，“不冒险就是最大的冒险”。在法国人眼里，野心勃勃的萨科奇的确是个异类，是“法兰西政治例外”。他是个工作狂，有人为此拿出数字，“萨科(Sarko)每天工作17个小时”，睡眠时间少是有人将他比作拿破仑的理由之一。萨科奇的勤奋和中国民工的勤劳当说不分伯仲。不同的是，后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通过萨科奇与中国民工的比较(对于忍辱负重的后者来说，这种比较无疑是残酷的)，似乎可以找出关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法国和平衰落这组宏大叙事间的一些蛛丝马迹。一个勤奋的财政部长怎抵得了数亿民工？所以每当看到萨科奇因其效率鹤立鸡群、被媒体捧为政治明星时，笔者便会想起唐德刚在其著作中对李鸿章的描述，“泱泱大国，面对一双孤儿寡母、万千列强，惟一人扶危。”

　　有报章描述萨科奇主政财经部的情形是，“上至次长、主任，下至普通执达吏，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执达吏统统穿起了气派的制服。司厨长手托鱼盘在长廊里飞奔。”此情此景，不可不谓气象万千！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法国人在萨科奇身上看到了希望。萨科奇正在进行一场“效率洋务运动”。当然，在塞纳河左岸一些反对过于追求效率的学者眼里，这不是什么值得恭维的事。在他们看来，当世许多乱哄哄的繁荣，不过是“疾步如飞、追赶监狱”。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左岸的理性声音，有着浓郁的世界主义传统，思虑所及无远弗届。其关于效率的批评对于此时的法国虽已不合时宜，有药量过猛、“落井下石”之嫌，然而对于中国现状却有着忠言的意味，或者说更切近中国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