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病了，有当地记者去找他：

　　我租了部摩托车，七弯八拐，找到了这个私人诊所，他像一头累垮的老牛，斜躺在长沙发上打着吊针，重感冒已经让他说不出话，鼻涕眼泪齐出。这是个简陋的诊所，坐堂的医生对我说，他舍不得去医院，有什么病拖一拖，然后才到我这里打个针抓点药。

　　看着眼前的“打工者代言人”，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深圳的律师多不胜数，但是，愿意代理底层打工者官司的，恐怕不多。这不是来钱的官司，同时，也是令一些部门、企业生厌的事。把老周累垮的，不仅是手上麻团般的案子，家里养着的几十号人，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周立太的就业状态如是，而那些打工的农民工们，生存状态又如何呢？

　　技校毕业的民工崔某说：我们毕业了，本来说分配。以后说分配不了，要等上两三年。企业效益不好，我们就去深圳。

　　受伤的民工张某回忆：对于未来，满怀憧憬。正当梦想开始起步，意外发生了！那个机器突然合拢，当时关也关不了，开也开不了。我说糟了，我这个手没有了，光剩几根筋了。在那吊起来，一甩一甩的。我心想，完了。

　　民工彭某则痛不欲生：想过自杀。真是这么想过，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叫那个医生干脆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算了。我又没有办法熛衷诨厝ィ子女都养不活，连自身都难保。

　　许多民工都这么说：说实话，找到周立太，就是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因为别的律师不代理，求天天不应。只是，这其中的一些委托人，后来将赞扬变成了怀疑：他离我想象的还不够完美。周立太的风险代理案件，被拖欠费用的，大致占整体数字的60%左右。

　　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9月3日。那天下午，周立太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一同前往委托人张某的家。周立太对张某说，你的官司，我们通过2年多的时间，通过工伤认定，先行裁决，伤残等级鉴定，经仲裁，最终得到法院强制执行，按照你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你应当支付律师费。张某回应道：拖得那么长，钱还少，我给你个卵律师费。周立太解释：人要讲良心，打官司法律是有规定期限的，仲裁是按重庆市标准裁决的。张某回答：老子就不给，良心值几个钱。已经身残的张某，拿起床头小便用的茶缸，劈头将尿泼洒到周立太身上。

　　周立太出门大吼：老子不是律师，今天真想砍他几刀，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污辱。

　　大叹一声：人家不搭理我

　　我把向周立太的提问，通俗地拉回到“钱”字上。

　　记者：今天赶到重庆，我是来采访一位律师，不是采访雷锋。这样表述，我想表达的是，我已经认识到了律师和雷锋之间的差异。最理想化的律师，与雷锋这个符号象征的道德、品格，应该在同一平面上。但是，再理想的律师也一定是个收费的律师。不过，进城民工的工伤赔偿案件什么的，不是可以找“不要钱”的法律援助部门吗？

　　周立太：政府的法律援助，是有相应的职能部门，接到民工受伤这样的投诉，他们将这些案件“下发”到各个律师事务所去办理。每个律师事务所都会担当一些这样的社会工作。这样的法律援助官司，费用就是“上面拨一点，事务所出一点”。这是社会“义工”。合伙人组成的商业化律师事务所，尽义务是一回事，是一小部分，大量主要的业务，从社会意义讲，是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从养家活口说，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继续解决好自己的就业问题，这也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嘛。

　　还有，一些疙疙瘩瘩，时间拖得很长，纠缠得很的案子，真的不能是“无偿”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也不能用“无偿”来强制它得到解决。

　　记者：现在，风险代理的办案形式终止了。只是，在这以前，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有那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以至他们的法律要求，出现了“求远远大于供”的局面，使得周立太“奇货可居”，你就抬价了？

　　周立太：不是。我可以开高价，但我真能得到么？我打的都是穷人官司，还硬要高价，这有用么，有意义么？

　　我的规定是，以1万元的风险代理官司为例，律师费用不能低于2000元。也就是事务所收入，不能少于2000元。这就是20%的由来。你说高了，我说低了。“市面”上的收费是，一个案子，参与仲裁，请付2000元，出席一审，请再付2000元，参与二审，请再付2000元。这就是6000元了。而且，办案车马费，另算另付。我这收费是高还是低？

　　我绝对不是“奇货可居”，而恰恰是身在此山中，认得真面目，我的委托人都是穷人，几大类型化的官司，追讨年薪，一个民工的年薪最高能高到哪里去？百十个加起来，一年才将近百把万。这些年你能碰上几件百万元案件？单个的，几个的，涉及的钱不多，程序却一样不能少。所以，忙得要死，钱少得要命。

　　记者：商业上，那就是只能“跑量”了。

　　周立太：单个高些的工伤赔偿案，规定操作的时间太长。有些人一开始心里就是想好的，你出头，官司赢了，我就拿钱走人。

　　如今，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进门墙上，高高张挂着用宋体大字制作的印刷品，上面明码标价各类性质、不同标的案件的收费标准。签署代理书时先按比例收取部分，结案时客户再予以付清。我问，这样还会发生委托人胜诉后“逃跑”的问题吗？能否从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在法理上想些办法”，用“法制”来阻止这样的事件再发生？

　　周立太大叹一声：眼下的委托人胜诉，法院执行方式是直接将款子发放给当事人。关于律师费的收取，是由律师和当事人自己把握交款时间和方式，法院不能代收。法院只是保证支付给当事人。这事我早就想过了。在2005年，我曾经分别两次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写信，要求上述机关制定一个规则，就是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给当事人执行应发款项的同时，将律师与当事人协商好的律师费发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银行，由银行根据协议扣发，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保障了律师行业的正常发展，也保障了律师的正常收入，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二是杜绝了律师的偷税漏税。在银行发放给律师事务所应收费用的时候，按国家规定扣除税款。第三是它可以培育一个好的制度，也就是诚信制度。打官司签合同，彼此严格遵守契约文本，互相制约，各不拖欠。我多次写信呼吁，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人家不搭理我”。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周立太？

　　与周立太告别，已是夜深时分。交谈中，说到2003年四川农妇熊德明遇到温总理，总理一句话，被欠款立刻送到老百姓的手上；周立太解说道，那时候，国内民工被欠薪已高达数千亿元。

　　周立太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还要说，富人需要法律，穷人更需要法律。富人可以用钱来摆平很多事情，穷人缺的是钱，“打”的是钱，缺的就是“钱”这个资源。为摆脱和解决自家困境，穷人更需要法律，穷人也更必须遵守法律。穷人进饭店吃饭，不能吃完了，一抹嘴说，我是穷人，我没钱，就走人吧？穷人上火车回家，不能到了地方跟列车员说，我没钱，你打死我？

　　后边的话就粗了：民工进城出力挣钱，有老婆没老婆的，都单过，有打熬不住的，去找“三陪”，也总不能完事了，吼一声，老子我没钱，提裤子就走人吧？“以穷人的名义求助法律，也以穷人的名义抵抗法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是生活条件的恶性循环，更是精神状态的恶性循环。”

　　在收集到在资料中，有人这样感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周立太，这真是一种悲哀。‘富裕’的律师界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沽名钓誉，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出名，但是我不知道，既然律师这个职业出名肯定比不出名好，但是这样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出这样的名呢？”

　　有篇文章这样结尾：周立太的困境，实质是整个社会递进时代的困境，是能否真正执行法律正义的困境。

　　站立在事务所的门口，周立太大声对着我说：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是要纳税的。谁空喊高尚，谁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老子给他两个案子，看他做不做，“不生儿不知屁股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