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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不停的矿难与带血煤炭
2007年12月07日 07:17:42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之五:黑记者经营“封口费” 在黑煤窑的利益链上还有一个行使着“监督权”的“记者”群体,他们也是“乌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1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兰成长因为到黑煤窑去“采访”,被矿主纠集同伙将其殴打致死,事件惊动全国。 据山西当地媒体资深人士介绍,在山西从事“创收”的“记者”比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多得多。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2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对记者表示。在吕梁,一个怪现象是,有些人“早上摆地摊,下午到现场(新闻采访现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尤其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窑非法经营,而且问题很多,为行使“监督权”的“记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许多“记者”往往以对方的问题与违法事实相要挟实施“创收”,为媒体与自己创造经济效益。 3月28日晚上12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亲历了“记者”们创收的场面,当时,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闻工作者”迅速聚集该矿,从车牌号上看,共有4个省份的车牌。 “记者”们在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屋等候调查组发布消息。桌上放着两条名牌香烟,“记者们”在宣传部拿出的签到单上签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烟。在签到单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签名为“李有”、“王二”等“记者”,其所供职的媒体只写着“朔州记者”、“中华报”等。凌晨2时许,有些“记者”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此时,一个人拿着皮包进来,里边装的都是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他花费了290万元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头,你就得花钱啊!” “拿了钱的记者最好对付。”他说。 今年4月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得知,两名某报的工作人员因重伤躺在临汾市的某个医院。此前,他们去了某个煤矿,“然后不得不从该矿办公楼的二楼跳了下来,骨折了”。 当地人称临汾市为“记者之家”。据了解,在此设办事处或派驻工作人员的媒体,“有近百家”。此外,还有许多拿着各种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有少数媒体从事正规的新闻报道”。一知情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媒体,聚集于一个非省会地级市?知情人道破天机:此处有煤,煤田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75%。此外,在山西省14个重点热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舆论监督权不仅可以交易,而且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好处”。 在大同,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如今的“副业”是帮助运煤车“过关”和为煤矿搞新闻攻关,“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来的。”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羡慕地说。 随着假记者的泛滥,被山西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记者诈骗案”也开始多了起来。近年来,黑记者敲诈案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之六:黑官员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凭借手中的“管理权”、“审批权”,许多官员将手伸向了煤窑,有的人担当着煤窑的保护伞,还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经营黑煤窑。而一些官员由于“运气”不好,为此丢了前程与纱帽。仅2006年,山西先后有7名安监局长因此落马,其中,两名被判刑。 据公开的报道显示,2006年9月6日,阳泉市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韩斌从2003年7月6日起担任盂县安监局局长,到2005年7月29日,两年里敛财近500万元。2003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盂县王村煤矿矿长苏秋爱,在承包王村煤矿时,得到韩斌的“帮助”,煤矿在日常的安全检查、复工、审批火工熣ㄒ、雷管等犉返确矫娑嫉玫健肮卣铡薄N感谢韩斌,苏秋爱先后8次送给韩斌人民币80万元、阳泉市工商银行3万元的牡丹卡一张。2003年11月,赵玉忠以188万元的价格,从原承包人胡良国手中非法接包了盂县西南关煤矿西沟坑口熋嚎螅牎U杂裰椅感谢韩斌在其接包煤矿和经管过程中的“帮助”和“关照”,先后分7次送给韩斌人民币236万元。 2004年5月18日,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93.3万元。之后,经过吕梁市检察院的调查发现,该矿的投资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检察官。 2005年年底,吕梁市检察院以其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县安监局局长期间,指使该局职工李建军和王海宝在出售煤炭准销票时,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据收取管理费53.43万元,由李建军保管。后李将其中50万元存入交口县回龙乡邮政储蓄所,余款存入交口县工行,并将存折交给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调任交口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后,向新任安监局局长高树春移交财务时,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据为己有。 经调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现金445万元,除去贪污的60万元、受贿现金2.365万元、收受礼金2.5万元、合法收入及债权65万元,对其余314万元,武小莉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06年7月27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不仅一些官员个人以“管理权”交换煤窑利益,还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权”从大大小小的煤矿换取好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建设豪华办公楼的事实,正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该局仅仅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而他们建房的部分资金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 以上是直接获取利益的官员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许多煤矿而言,更多的是应付日常的“检查”与“管理”。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老百姓永远惹不起当官的。” “只要能管着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给人家进贡。其实煤窑最大的公关费就花在官员身上了,煤矿最多的利益并没有进入投资人手里,而是流进官员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当然关系混熟了也有许多好处,如果一个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关闭,上面会打电话来通知的。”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记者”的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开采黑煤矿是违法和暴利的,煤老板们能用钱来摆平所有的关系,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之七:黑社会 “开煤窑没有背景不行,没有势力也不行。” “找个当官的做后台,也得找些兄弟哥们给看家护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诉记者。 他说,许多有规模的煤矿都有自己的武力护矿队,现在煤矿这么赚钱,谁不眼红,谁都想来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窑本来就是黑的,谁都想敲你,我们心里也发虚,破财免灾。最怕人家来个黑吃黑,于是一些矿主也就想出办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处理“麻烦事”。 今年1月发生在大同市的矿主打死“记者”兰成长案中,煤矿矿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经常到矿上去,为自己摆平所有不能摆平的事情,包括打伤打残周围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来“找麻烦”的兰成长。 侯四曾经嚣张地对村民们说:“大同过去有‘红人’,让政府给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打死兰成长的几个人中“有四个光头”,“他们都是黑社会”。 之八:黑心“矿工” 山西多煤窑,更多矿难。每每发生矿难,便有许多发黑心财者纷纭而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左云、山阴、怀仁等县的芍药沟——宝湾——八一煤矿——安荣——观音堂——高山——教场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矿沿途探访中得悉,冒领矿难中矿工尸体的坊间故事在许多当地人口中流传。 矿难赔款额提高到2万元左右以后,煤矿发生死伤多人的矿难,常常有一些矿工的尸体被人冒名领走。“矿老板有时候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亲属,尸体让人抬走后给钱就行了。”据矿区的一些居民介绍,被冒名领走的尸体,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沟。 更可怕的是,一些矿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从煤老板手中领取赔偿金。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正好看到山西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2006年10月29日,山西省交口县人乔喜平、郝卫平二人将河南农民刘继善骗到该县桃红坡新建煤矿井下打死,然后伪装成冒顶事故,郝卫平以自己“哥哥”出事为名,从煤矿骗取22万元赔偿金。 之九:黑线人 矿难还引发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商业意识”。 “余家岭矿难”所在地的矿区,农民李大力(化名)对记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秘密的“副业”——向记者曝料。今天3月份,当地一名“记者”通过他的线索而得到了好处费5000块钱,分给他1000块钱。“他叫我以后买辆摩托车,先帮他踩好点再合作。”王说,如果有黑煤窑晚上偷偷地开,他们就可偷偷地“发财”。 李大力曾经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他还将自己十多年前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等奖状一一展示给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资信程度。 山西从事“矿难线人”生意的人,不仅仅只有这个老支书,在山西各产煤区的城市里,一批职业线人经常相互买卖煤矿事故信息。记者在大同与临汾就见到过好几位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煤窑“发财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窑到底是怎么样的?煤老板们又是如何组织生产与管理的? 来源: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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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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