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解职风波

　　很快，唐晓冬就以工会的名义发文件要求公司给职工上社会保险、补发加班费、给临时工签劳动合同。然而，文件如石沉大海。2003年10月，唐晓冬将事情反映给了北京市总工会的机关报《劳动午报》。

　　“当时就想着公司一看报纸都登了，就会把问题解决。”唐晓冬说，劳动午报当时的标题是《不承认工会组织、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这家企业到底想干吗》。见报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三环公司罚款2.5万元。两个月后，唐晓冬接到了单位解除其总务部经理职务的通知。

　　唐晓冬清晰记得那是2003年11月3日的午饭后，他坐在办公室翻看文件，中方副总带着3个人走进来递给他一张纸后说道：“公司通知你现在回家待岗。”“为什么？”唐晓冬问。“看通知吧。”唐晓冬起身接过文件，上面写着他被解职的理由：“任职期间不仅未做好本职工作，而且败坏企业声誉，影响生产秩序，”此外，他的工资从4250元降到了465元。

　　公司同时将这份解聘通知贴在了布告栏上。工人们看到后找到唐晓冬说：“老唐，你是为我们的事遭到报复的，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就罢工。”唐晓冬没有同意，“一罢工性质就全变了。”他赶紧召集其他几名工会委员写了一份新通知贴在解聘通知的旁边。新通知写道：“请全体职工一定要保证生产，关于公司违反《工会法》和《劳动法》的行为，相信此问题在海淀区总工会和市总工会的领导下，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

　　当天下班前，工人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2004年1月，在市、区总工会的干涉下，公司恢复了唐晓冬的总务部经理职务和工资标准，但职权上他已“名存实亡”。公司调来了总务部主任，唐晓冬被“闲置”，办公地点也被改在库房。唐晓冬说，他当时多少有点委屈，但已经这样了，他只能专心做工会主席。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4年3月，公司的自备水源井突然变浑，工人向唐晓冬反映水没法喝。他首先将此事反映给了公司领导，但对方没搭理。“怎么办？当时我的内心很矛盾：如果再借助于外界，我的饭碗很可能不保，但不管的话，良心上又过不去。食堂做饭都用那水，这关乎大伙生命健康。”唐晓冬说。此外，不断有工人问唐晓冬，“我们选你当工会主席，水的事儿你管不管？”唐晓冬没有退路。

　　他马上将事情举报到了海淀区卫生监督管理站。很快，卫生站检验出水质不合格，对三环公司处罚5000元。之后，唐晓冬被解除劳动合同。从2004年9月1日起，公司不准他再进大门。

　　三环公司给唐晓冬归纳了两宗“罪”：一是水质变浑应该由唐晓冬这个总务部经理负责；二是他在工作期间有多达7天的旷工现象。

　　唐晓冬不服，申请仲裁。2004年11月18日，仲裁开庭。但直到2006年9月，仲裁才有了结果。仲裁撤销了三环公司开除唐晓冬的决定，公司须给付唐两年工资损失6万余元。三环公司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唐晓冬胜诉，二审再次胜诉。

　　升级为公共事件

　　在等待司法机关给出公正结论的过程中，唐晓冬被当成了一个研究工会维权问题的范本，这名工会主席每一步的命运因此也格外受到媒体和专家的关注。

　　2004年9月1日，进不去公司大门的唐晓冬找到了媒体记者。9月7日，有媒体以《全市第一起工会主席被解除劳动合同》为题刊发了唐晓冬的遭遇，这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工人日报》、《法制日报》、央视《实话实说》都采访过他。唐晓冬说，被辞的那个月，他基本上每天都在接受采访。

　　此外，市总工会也在《劳动午报》头版头条公开表态：“全力支持唐晓冬维权”。

　　这期间，市总工会及劳动局的领导曾找过唐晓冬，想帮他协商解决此事，但唐晓冬不能接受单位的解决方案———让他以普通职工名义自行离职，单位给补偿金。

　　除了备受媒体和专家关注外，唐晓冬也成了全国工会主席的维权典型和榜样。他们从报纸和电视上得知唐晓冬的维权故事后，给唐晓冬打电话、发短信。在唐晓冬的手机里，至今留存着几个工会主席的短信：“坚持住，为更多的工友支持呐喊！”“希望你的维权经历能成为工会维权典型，保重身体！”其中，福建一位工会主席被辞后，马上通过市总工会要到唐晓冬的电话，向他取经，并相互鼓励。唐晓冬说，那么多的战友都在看着他，他不敢轻言放弃。

　　唐晓冬说，当他个人的事演变成公共事件后，他更无法言退了。

　　维权的超额成本

　　在唐晓冬维权的过程中，外地的几个工会主席也一直和他联系。其中宁波一位被辞退的工会主席很无奈地告诉唐晓冬，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他赚钱养活，他没资本坚持。唐晓冬说，他特别能理解，如果不是自己的妻子可以养家，他很可能也坚持不到最后。

　　唐晓冬的妻子在一家外企驻京办任负责人，她说自己一开始也不能理解，认为没必要折腾，但随着事件升级，她也开始理解丈夫。她知道丈夫做的是正义的事，但她同时也说，希望以后这种正义的事让别人来做，不是她丈夫。

　　唐晓冬曾劝公司其他工会委员“该投降投降”，因为他知道这些“战友”家境不好，建议他们维权之前先考虑一下“饭碗”。唐晓冬指着他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说，“如果没这车，很难说我维权的心态会不会变。”

　　他举了一名邯郸女工会主席来京维权的例子。“她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来一次北京，住在前门一家很便宜的旅馆。为了找法律专家帮忙，她早上7点从前门坐公交车倒了四五趟车，下午快3点才找到律师位于西四环的家。”唐晓冬说，如果他也是靠坐公交车奔波于上级工会、劳动仲裁委、法院和公司的话，他很难说自己一定会坚持下去。

　　记者问他，何必较真一定要回到一个不欢迎他的公司。双方关系早已恶化，回去又有什么意思？重新找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不好吗？唐晓冬说：“法院判决我胜诉了，说明我还是三环公司的工会主席，我应该回去继续履行职责，直到2008年任期结束。即使公司想罢免我，也应该依照《工会法》，让工会会员无记名投票，过半数才算通过。不能像现在一样，公司想怎样就怎样。”唐晓冬说，如果今天不明不白地退缩了，日后还有哪个工会主席敢出来替工人说话，维权岂不成了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