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将视线转向分税制实行之前，我们就能理解谢旭人为何如此心挂中央财政收入。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1993年两会之后，分税制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与各地政府艰难的博弈之后，分税制正式实施。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谢旭人在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后，虽然有种种改革措施出台，惟有围绕着征税增税的措施最见成效。
在接受采访时，谢旭人曾有如下陈述：汽车开得越快越难开，爬山爬得越高越难爬。现在再让税收增长一个百分点难度要比四年前大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现在再增长一个百分点，它代表的成绩也要比以前大，内涵更丰富。可见这位最高税务官须臾不会忘记，他的最大责任是征税。
谢旭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另一笔是，税制的改革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虽然他并非当时政策出台的主导者，然而他却是一位有力的推动者。这样的成功是中国的一件幸事；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负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盘点作为前国税总局局长施政纲领的“谢七条”，多数涉及体制性改革的税改只开了一个头，谢旭人打开特定的画册，还有待后来者去续写。
总知，能否发挥好曾经的宏观背景，从“精细化局长”的谨慎作风很快转换到“宏观部长”，应对我国急需加速推进的“公共财政”改革和宏观调控能力，将是这位新财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严谨，勤政，细致，务实
谢旭人生于1947年，来自素以精打细算善于理财著称的浙江宁波。与很多领导者一样，他曾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于至今普通话中仍带着宁波口音的他而言，宁波镇海机械厂显然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占有着重要位置。从1967年参加工作开始，谢旭人由工人至技术员再升至副厂长。他在这里有着长达10多年的工厂经历。
上世纪80年代初是整个国家的转折点，也是谢旭人人生轨迹的转折点。1980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34岁的谢旭人进入浙江大学工业经济专业学习。毕业后，他迈入了政坛，在短暂担任宁波市下属两县的副县长、县长职务之后，上调省会杭州。此后几年，他在浙江省计经委下属的投资、计划等部门工作。
1990年，谢旭人的职业生涯出现了另一重大转折。这一年，他进入了掌管10多亿人口大国钱袋的国家财政部，此后上升的轨迹平滑流畅，在短短8年间，由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综合改革司司长升至部长助理，之后又升至财政部副部长。由此可见，财政系统是谢旭人根基的深厚之地。
无论是在财政部还是国家税务总局，人们对谢旭人的普遍印象是：“严谨、勤政、细致、务实。”
的确，谢旭人一向以作风严谨务实、行事低调而著称。
一次，某地方税务局领导得悉新任国家税务总局的谢旭人要来当地视察工作，精心准备了一套迎接检查的方案，包括在机关门口摆放什么鲜花，在哪里用餐，带谢局长走访哪几个分局，汇报哪些工作内容等等，安排的非常周到。
然而就在这位地方税务局局长还在手拿检查方案、紧张地等待总局新领导到来时，有人却告知，谢局长已经到某某分局征收服务大厅视察过了，一位窗口征收人员因为不认识谢旭人，对于这样一个普通纳税人提出的问题，甚至还给出了不耐烦的回答。令这位地方税务局局长大为惊讶。在汇报工作时，他对局里的工作不敢有半点隐瞒。
谢旭人行事颇为低调，很少参加各种论坛。他担任国税总局局长之后，唯一每年都参加的是中国财税论坛。在税务专家眼中，谢旭人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论坛的部长、副部长甚至司长基本上都是发言结束或走下了主席台就走了，但谢局长一定要坚持听到会议结束。有很多次他一直在下面认真听，有时还做笔记。”
谢旭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用餐比较快。一次，谢旭人到老家宁波一个税务局检查工作，吃饭时坚决要求在大食堂与职工一起吃自助餐，而就在当地局领导饭还没有盛好时，谢旭人已经吃完饭准备起身离开了。
一些与谢旭人接触比较密切的人介绍说，到外地出差，他在用过晚饭后，一般会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别人怎么劝说，他都不会去参加其他活动并且什么礼物也不肯接受。谢旭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到外省市视察工作时，常有当地官员宴请，但他总是一一拒绝。
爬山是谢旭人的爱好之一。无论多忙，他坚持每周抽出半天时间去爬香山。读书则是他多年的习惯。谢旭人好学，刚接任税务总局局长时，他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税收方面的书籍。他在专业学识方面非常肯钻研，经常跟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有人说他有点像学者型官员。
财税体制改革：新财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税务总局是国家的“收钱”之手，财政部是“花钱”之手，按照一般的逻辑，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似乎比向人“收钱”要来得轻松。而事实上，谢旭人到财政部所要面临的问题将与在税务总局大不相同，更为宏观而且更为复杂。
不过，谢旭人曾经在财政部的长期宏观经历，可能有了用武之地。他自己曾回忆，在财政部的工作使他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从宏观层面了解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据了解，当年在财政部工作期间，谢旭人曾直接参加过1993年－1994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并参与了调查、研究、实施的全过程。
事实上，任财政部部长后，谢旭人面临着更重大的责任与一系列更为艰巨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源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